如果以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概念为标准，那么艾哈迈德·沙阿统治的地域很难称作国家。因为国家必须具备以下要素：一定的领土、连续成形的边界、人人遵守的法律和民众用于交易的统一货币。回到艾哈迈德时代的阿富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恐怕并不存在，在这个地方，每个人的权力范围都相当有限。这里的地势太不平坦，居民又系属多个族群，要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实在太不容易。更不要说当时根本没有便捷的通信手段，交通工具也十分原始。艾哈迈德的帝国看起来广袤，却没有明确的疆域。一座座的城镇与要塞分布在农村地区，唯有在城市方能感受到帝国的威严。
帝国虽有疆界，不过，帝国的疆界并非划线为界，而是以地域作为国与国的区隔地带。帝国的每座城市都由一个强人统治，邻近的乡村地区也得听从城中强人的差遣。不过，强人一旦离开城市，权力即会大大削弱。他的威望就像磁铁一般，随着距离远近而递减递增。作为大城，喀布尔就是帝国权力的一极。南疆名邑坎大哈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不过，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广大区域，两座城市的领主都是鞭长莫及、无力管治。
地方豪强的权势虽不如大城领主，却更加直接有效。所谓地方豪强，可能只是邻近城镇的一位领主，也可能是周围某个村子的头人。到了某些偏远地区，一位地主也能自命豪强。只要能够私设武装，并把亲戚佃户聚拢一处，他完全可以在那里称霸称王。帝国的国情就是如此。国王的权势大小，完全取决于他从臣下那里获取税款的多寡。要想巩固统治，君主还得和地方豪强友好相处。只要某地乐于纳税又肯向君主称臣，就可以被视为帝国的一部分。当然，君主总会将富庶的中心地带恩赏给最为忠心的臣子。这类人往往是王亲国戚，如亲王、王子或王孙之类。
众多城邑当中，要数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最能代表阿富汗。当然，南部的白沙瓦与北方的马扎里沙里夫的战略意义同样不可小觑。无论这片土地落入谁的统治，这五座城市往往都会作为帝国的一部分而被纳入其统治。其中的四座城市仍是今天阿富汗的一部分，白沙瓦已经成为他国领土。白沙瓦的失陷，一直是阿富汗人的历史隐痛。时至今日，围绕此地的种种问题仍在不断发酵。
在艾哈迈德·沙阿那个时代，阿富汗的城市格局与中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每座城市都有城墙，有一到多个城门。城市越大，城墙越高，城门的数目也越多。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就有五处城门，它们面向不同的方向。五条道路由城门而出，一条通往坎大哈，一条直指白沙瓦，另外几条也各自承担通衢使命。进入城中，道路变得宽阔，从各个方向延伸到市中心。所有的林荫大道都通向大巴扎（Grand Bazaar）。这里的摊贩店铺多如迷宫，商品琳琅满目：既有本地的手工艺品，也有邻近国家输入的现代制造物。大巴扎的一旁，喀布尔河流淌而过。河道两边，正好立着一道谷口。大巴扎北面的山坡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民居。河流对岸，巴拉希萨尔（Bala Hissar）王宫坐落在一片山岬上。王宫四周的山峰上矗立着厚厚的黑色城墙，巨大的塔楼上点缀着小窗户。人们常把大巴扎和周边的民居称为“朔尔巴扎”（Shor Bazaar），意为喧闹市集。这个名字所言不虚，此地确实热闹非凡，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最为生动的烟火气息。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风情。在坎大哈的市中心，可以看到密集的清真寺建筑群，周围是驻军。这个普什图文化的故都一直是座保守的宗教城市，也是主要部落的首都。
赫拉特的中心又有另一派景象。此地向来人文荟萃、重视教育，一直以来就是重要的艺术、文学和学术之都。因此，城市中央是学校和神社。赫拉特还是波斯细密画第一人贝哈扎德（Behzad）的故乡，著名的苏菲派诗人贾米（Jami）和安萨利（Ansary）也曾在此安居。(1)
马扎里沙里夫意为“神圣的陵园”。城市中央的确建有一座巨大的陵墓，被部分阿富汗人认为是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埋葬地。对于什叶派穆斯林而言，阿里是最受尊敬的人物，其陵墓有着无与伦比的宗教意义。不管谁统治这里，都会对其进行美化与修葺。长此以往，陵墓才达到了今天的规模。马扎里沙里夫市民庆祝新年的方式也是阿富汗的一绝，其中的某些典礼活动，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盛行的年代。［1］
几百年来，阿富汗走出过无数个自命王者的人物，他们统治的区域通常都会包括上述的一到几座城市。其实，他们的大部分臣民并不生活在城市，而是住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阿富汗农村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了解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才能了解阿富汗的过去与未来。迄今为止，乡村地区的种种事态，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阿富汗的主要城市
阿富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阿富汗的乡村共和国（village republic）发展到了最经典的形式。［2］数千个这样的村庄分布在阿富汗的丘陵和平原上，每个村庄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和经济单位。它们有的深居山间，有的位于幽谷，雪峰之下的河水之滨，也是它们自由生长的领地。几乎每个村庄的中心都有一座卡拉（qala），许多卡拉的四角还耸立着坚固的塔楼。
乡村社会当中，婚姻对象相对有限，一番嫁娶之后，几乎人人都算得上血脉相连。但他们追认各自的祖先，记录血缘，以此区分你我。大家族内部自然也有等级制度，最有特权的家庭和他们的仆役、穷苦亲戚生活在卡拉，其他人围住在卡拉周围。大片的田地将家族领地分割开来，两个家族领地之间通常有一天以上的距离。田地上方的斜坡用于放牧羊群，其中以绵羊居多，山羊的数目则要少一些。［3］
在阿富汗，少有人家蓄养畜牛，毕竟这种牲口实在太难伺候。不多的畜牛则被圈养在家中作为奶源，肉食的情况实在少之又少。放羊是男人的活计，照料奶牛则由女性承担。为了应付耕地的重活，大多数农家都配有耕牛。至于交通，大家基本靠走路。只有路程过于遥远，才会骑上毛驴。同时，驴子还负责搬运重物，比如木材、砖石、麦穗等。任何人力难及的东西，都需要驴子来承担。骡子不太多见，但也有人饲养。山区之中，马倒是真正的稀罕物。蓄养马匹的花销，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还是驴子实用得多。北疆的辽阔草原，才是万马奔腾的王国。
阿里认为，这些小小的社会单位都可以被视作“乡村共和国”，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统治者。宗族的族长是村里的首领。有些宗族地位更高，因此他们的族长和首领更有权威。但他们的权威更像是家长，而不是王，这正说明了艾哈迈德·沙阿的真实身份：家长中的大家长。正因如此，大家才会称他为“国父”。
在当地，最重要的宗法领袖是可汗（Khan），他们构成了阿富汗的封建领主阶层，其地位是世袭的。每个村庄通常还有一位马利克（mailk），一个正式的首领。马利克基本是选举产生的，但马利克的父亲可能也担任过马利克，或至少是可汗。村庄一旦遭遇危机，主要的可汗协助马利克作出决策。很多时候，马利克往往由当地最大的可汗兼任。
正式的决策由村中最重要的人物组成支尔格（达里语地区称为“舒拉”），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作出。支尔格是常设的议事机构，但并非定期召开，只有出现问题时才会召开。支尔格无法通过简单的表决作出决定，而是必须讨论到所有成员都达成共识。这是解除未来冲突的一种方式，因为简单投票作出的决定，可能使多数人获得胜利而少数人闷闷不乐，任何这样的不满都会在看似无关的情况下爆发。因此，大家必须在支尔格上达成一致意见。传统上，支尔格的每个成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支尔格一旦作出决定，所有成员都不能再有异议。
马利克由支尔格选举产生。不过，他的权威与他从声望、家资和社会地位中获得的非正式权威是分不开的。所谓选举，不过是公推一位声望最高的人物而已。乡村的规模实在太小，成员之间太过熟悉，一切内部事务都可以约定俗成。马利克确实有一些正式的职责：他要负责处理与外部势力的关系，他们可能是邻近城镇的强人、部落首领，甚至还有国王（如果有的话）。有时候，村庄需要直接向国王缴纳实物税。征税的职责自然需要马利克出面完成，所得的物品则会转交给国王派出的代理人。［4］
除了马利克，每个村庄还至少拥有一名毛拉（mullah）。毛拉是伊斯兰教的基层神职人员，他们不是“圣人”，拥有妻子、儿女，可能也拥有土地，参加战争，他们并不比村里其他任何人更圣洁。他们只是粗通文墨，读过几遍《古兰经》，知晓一些宗教法规而已。他们监督人一生中有关宗教的各种仪式。例如，孩子降生，毛拉会被召唤，他要对着婴儿轻轻念诵《古兰经》。如此一来，孩子才会被正式认作穆斯林。村里的丧仪，毛拉也不能缺席。棺椁下葬的时候，需要他在一旁祈祷；安葬完毕，毛拉还得带领人们念诵《古兰经》，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婚姻大事也需要毛拉在场。婚礼自不待言，双方家长议定合同的时候，毛拉也须在一旁相陪——请别吃惊，在阿富汗的乡村社会，婚姻绝非男女爱情的结果，而更像是家族间的一笔生意。
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早晨和日落的时候，毛拉会登上宣礼塔（如果没有宣礼塔，毛拉会站在一处显眼的屋顶），高声祷唱宣礼词，提醒人们祷告时间到了。规模稍大的村庄，则会安排一位宣礼人（muezzin）协助毛拉。可想而知，这位宣礼员一定中气十足、嗓音洪亮。
每个村庄都有类似清真寺的地方，那是礼拜五聚礼、日常昏礼、传统节日及支尔格大会的聚集地，也是旅行者的落脚地。看管清真寺也是毛拉的职责之一，但并不是每位毛拉都有自己的清真寺需要照看。有幸驻寺的毛拉被称为伊玛目（imam）。人们聚集礼拜的时候，伊玛目要负责领拜，他站在前面，保持着和大家一样的姿势，朝向麦加方向鞠躬祷告，伊玛目高声诵读《古兰经》，其他人则轻声地念诵。整个礼拜仪式由伊玛目负责调控，他会适时高喊“真主伟大”（Allahu Akbar），提醒大家适时地端立、跪坐、俯卧和鞠躬。总之，毛拉就像宗教机械师，他在一个充满宗教信仰的世界里照顾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在这里，宗教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除此之外，毛拉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特地位可言。
其实，很多阿富汗人想象中的毛拉，往往是一些喜欢恶作剧的无赖之徒，因为毛拉·纳斯鲁丁（Mullah Nasruddin）的传说实在太过深入人心。纳斯鲁丁是个虚构人物，也是各种幽默民间轶事的主角。一次，邻居想要借纳斯鲁丁家的驴，纳斯鲁丁却满心不愿意。为此，他只能信口雌黄：“不好意思，我家的驴昨晚已经死了。”不巧的是，屋后的驴正好嘶鸣起来。“这是什么声音？”邻居问道，“亲爱的毛拉，你家的驴肯定活得好好的，我刚才明明听见它在叫。”“那又怎么样？”纳斯鲁丁面不改色，“你是相信一头驴的话，还是愿意相信毛拉？”
另一种漫游乡村世界的人物是达拉克（dalak），他们负责处理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太愉快但必要的细节。达拉克虽非宗教人物，但他们的日常工作却与宗教息息相关。男孩小时候都要例行割礼，达拉克就是那个操刀的人。达拉克还从事拔牙、理发等各种个人服务。他们居无定所，在一个个家庭之间辗转借住，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食物也来自人家的馈赠。乡村社会（大多数阿富汗人的生活环境）有严格的公私领域之分。公共世界只有男性，家庭则属于私人领域，个中情况外人难得一窥究竟，唯有达拉克可以在公私领域之间游走穿梭。他们知道每个家庭的私密细节，因为他们处理的是最私人的事情。各种闲言碎语，他们没少听闻，并总能毫不吝惜地再将其传扬出去。因此，达拉克也算是乡村社会的新闻媒介。哪户人家有女待字闺中，哪户人家的男孩已到了婚娶的年纪，这类消息达拉克最是清楚不过。因此，他们还能替人做媒。由于达拉克常常走村串乡，掌握的资源比起一般媒人更为广泛，所以许多人家也乐得让他们做媒，从中撮合。［5］
对于各种专业人物，乡村社会也分出等级，排好了座次。达拉克与毛拉同样居于最低等级。在他们之上，还有好些更受敬重的人物。米拉布（mirab，水资源仲裁人）便是其中之一。村庄之间若是出现与水相关的纠葛，须由他们出面调停解难，其话语权很不一般。阿富汗干旱少雨，沙漠广布，水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地位最高的是大毛拉（mawlawi，宗教学者），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物，深得众人爱戴。卡兹（qazi，法官）是最杰出的宗教人物，但并不是每个村庄都有一位卡兹。家庭内部纠纷全由家长调解，家族内部的纠纷由部族处理，村庄之间出现诸如谋杀或盗窃之类的案件，则交由支尔格解决。卡兹有资格裁决复杂的案件，因为他们作为学者和虔诚的教徒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有些公案可能涉及对某些法律问题进行微妙的宗教解释，卡兹处理起来也会觉得力有不逮。遇上这种情况，他可以与穆夫提（mufti）进行磋商。穆夫提是声誉极高的宗教学者，由于深得民众信任，他们拥有签发法特瓦（fatwa，对教法的解释）的权力。这并不是对特定条件的判决，而是对法律作出裁决。由此可见，这里的法律来自宗教经典和古代圣徒的神学著作，而并非出自政府意志，也不是来自任何民选机构、政党、豪强、军阀，任何个人都无力改变法律的内容。统治者想要获取合法地位，必须得到穆夫提与卡兹的支持，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系统。
生活在乡村，货币不是必需品，村民之间甚至无须以物易物，这里的伦常关系冲淡了劳动交易。毕竟一个村子里，人人都互为亲戚——父与子、舅与甥、叔公与侄孙，亲戚之间总有一些必须承担的相互义务。［6］身处其中，每个人都要安守本分，同时，也能享受亲人提供的庇护。晚辈要孝敬长辈，年轻女性得服从家中年长的女性。
女性掌握着某些领域的控制权，男性通常不进行干涉。采购食物、管教孩子的事情由女性定夺。她们还要代表家族议定婚约，为了礼金讨价还价。不过，总体而言，男性的地位凌驾于女性之上。即便是在女人掌控的领域，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在乡村共和国里，有领主，有臣民，人们身在其中，各安其位，每个人按照社会的期望做事，同时也被赋予相应的权利。
阿富汗的村庄几乎都能自给自足。他们自己生产粮食，制作木工，缝制鞋子，给马匹钉上马蹄掌（如果有马的话）。女性们纺纱织布做衣服，在自家的院子里烹煮食物、烘烤馕饼——每户人家都有烤炉，因此，女性大可不必为此抛头露面。她们还会将鲜奶发酵成黄油或干酪，将酸奶干燥后制成令人垂涎的克鲁特（q’root）。妇女们还会想尽办法储藏蔬菜与肉干用于过冬。杏仁、核桃与水果干搅拌在一起，就成了男人外出旅行的口粮。男人在外面从事繁重的工作：挖水渠、修水坝、分配水源、耕种收割等。村中来了陌生客人，他们也要前往照应。如果有战斗（事实上经常有），男人就会去参加战斗。
村庄虽然大体上自治，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一个村庄的人认识其他村庄的人，邻近的村庄里，大多也有熟人居住。有时候，村民还会带上酸酱之类的农产品，骑着毛驴前往附近更大的城镇。他们要用这些东西换取现金，以购买火柴、汤勺、化妆品一类的精巧工业品。在城镇的市集上，他们能听到外面世界的种种消息。然而，外面世界的人与事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太大影响，对村民来说，总督只是一个故事。至于国王，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大家只是模模糊糊有些印象：一个硬汉带着军队在遥远的地方征战。国王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近乎为零。当然，倘若国王御驾亲临，大家还是会对他毕恭毕敬。不过，国王总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很快，国王又会成为传说，成为人们的谈资。“我见过国王，没错！当时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像那匹马一样真实！”
不过，村民即便足不出户，也有和游牧部族打交道的机会。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10%或更多。他们虽是少数，却是拥有成千上万人的少数。他们过着迁徙的生活，遍布各地，操波斯语的居民叫他们“库奇”（kuchi），即移动的人。普什图语人称他们为“波文达”（powinda）。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各地游走、迁徙，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他们会在合适的地方停留几天，或者说最多几个星期，然后继续上路。［7］
小的游牧营地可能有10顶帐篷，大的营地则可能多达50顶，他们可能会有数百只羊和数十头骆驼。牧民视牲畜如珍宝，从来都是小心伺候，几乎寸步不离。无论驻足还是迁徙，他们都要带上所有牲畜一同来去。因此，每个游牧部落都有自己的狗，牧民的狗并非优雅的阿富汗猎犬，它们大多形如马士提夫犬，块头足有拉布拉多的两倍大，而且体壮头宽，下颚似斗牛犬。我还在阿富汗生活的时候，几乎没人注意过游牧犬的独特性，人们只是觉得它们是可怕的杂种狗。不过，既然这些看家狗的外貌如此相似，我倒觉得它们可能系属一种有待发现的纯种犬。小时候在喀布尔，我可没少遭它们的惊吓。游牧犬到了主人身边，立即变得恭顺异常，不是跟着畜群一溜小跑，就是守在帐篷之外寸步不离。由于它们的存在，外人大多不愿踏进游牧民的营地。
游牧部族过着危险的生活方式。由于总在外国领土上游走，他们常会遭到其他游牧民族，或是以打家劫舍为生的部群的袭击。在古老的阿富汗，特别是在北方，这样的劫掠者多不胜数。各位读者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盗匪偏要盯上一无所有的游牧民？奥秘与牲畜有关。的确，这些带蹄的生物都是宝贵的财产，而且游牧部族当中还有女人。为了保护女性，游牧部群采取的方法和拓荒时代（pioneer days）历经千辛万苦穿越北美大平原的先驱差不多。在方阵之中，男人守在外面，妇女、儿童围在中间。不同的是，美国人有火车，游牧民则只能策马前行。在下马扎营的时候，妇女、儿童的帐篷也位于营地中心，男人的居所则设在外围，而且男性还得时刻警惕敌人来犯。凡是有人接近，都会被拦下质询，直到弄清身份和来意为止。
游牧部群一旦进入一个村庄的领地，双方往往会爆发冲突。双方都有牲畜需要放牧，自然都需要牧场。村民们自然理直气壮，毕竟他们首先来到这里，这是他们的地盘。眼见如此一群外人赶着几百头羊浩荡而来，一下子就占据了整片山坡，村民的心里肯定很不高兴。
当然，这不能说是游牧民与村民之间处于战争状态。事实上，如果上溯几代，很多农耕民的祖先也曾过着游牧生活；而有些游牧民原来也是一些定居耕种的农民，因为干旱之类的天灾降临，他们的耕地变得荒芜，这才过起游牧生活。不过，既然祖先也曾四处迁徙，他们倒是乐呵呵地接受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甚至觉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要好过天天种地。游牧部落与城镇居民是一种脆弱的共生关系，这一点对游牧民尤其重要。比起农民，游牧民无法做到自给自足。诚然，他们可以制作食物，但他们不得不进城，在集市上讨价还价，购买器皿、金属制品以及缝制帐篷的布料。此外，他们还得向农民换取蔬菜、水果以及面粉，毕竟阿富汗人三餐都离不开面包、馕饼。当然，游牧民带来的奶制品、肉干、兽皮、刺绣、珍珠和其他轻便的手工艺品，也得到了城镇与乡村居民的欢迎。
因此，游牧民即便过着游牧生活，也不意味着与世隔离。他们属于部落，并受到部落体系的约束，有些游牧部群和定居村民之间甚至系出同源。他们中也有毛拉，也有指定的卡兹作为宗教法官。村民敬仰的宗教学者，也得到他们的崇敬。游牧部群与定居村民之间的区别在于距离：村民终其一生，可能都局限在家乡附近的20英里区域。游牧部群一年走过的路，可能就有几百英里之多。他们的足迹南至印度，向北则跨过了阿姆河，他们几乎不知道“边界”这个词的含义。出身游牧部群的人可能保守顽固、生性多疑，但是，他一定也见过世面，甚至会说三种以上的语言。但国王并不喜欢这些到处游荡的子民。国王想要弄清他们的具体人口都十分困难，更别提向他们征收税款了。而且，他们还会时不时地洗劫朝廷和领主的财产，甚至加入反叛军队与国王作战。正因如此，对待游牧部群，国王从来不敢怠慢。
尽管除了征税之外，艾哈迈德国王在臣民的生活之中没有一点存在感，不过，他们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种联系。臣民如果觉得自己含冤在身，又在支尔格大会和卡兹那里求告无门，他可以向国王请愿为自己主持公道。毕竟，除了教法，还有王法。传统的教法基于宗教教义，以及一些原本属于流俗后来被误认为带有宗教属性的规矩。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代表了几代人的共识。而王法则源自王公大臣的智慧或者怪癖，王法的解释权掌握在国王的手里。
艾哈迈德拥有军事权，他的裁决自然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威性。不过，任何寻求国王正义的人都是在冒险，因为国王的裁决是不能更改的，而且可能是武断的。要想上达天听，需要历经漫长的过程。国王只有一个，他的官僚队伍有限。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等来国王的裁定。如此一来，臣民自然不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打搅艾哈迈德。实际上，由于没有熟人打通关节，一般臣民从来不会向国王求助。因此，只有可汗和其他权贵才会选择这条路。对于乡村地区的普通百姓而言，贤明的国王好过愚昧的国王，仁君比暴君更受欢迎。不过，即便改朝换代，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诚如阿富汗的一则谚语所言：“院子里的一条好狗，比首都的好国王更有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