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刺刀森林
1月的一天，天色向晚，重雪覆盖的平原上银光融融，几架马拉雪橇疾驰而过，留下串串辙迹。俄普边境，一道路障拦住了雪橇的去路：路障旁是一名军士和一位头发灰白、身穿油布衫的老兵；老兵脖子上挂了一支沉重的步枪，枪口外翘，抵着路障——接受检查后，雪橇队伍重新驶向雪野，入境普鲁士，踏上欧洲大地。雪橇上的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是一行人的核心。循声回望，他看到一匹健硕的宝马，马上坐着一名哥萨克骑兵，骑兵执缰迎风，蓬乱的大衣上挂着冰柱，随风摇摆，骑兵在祝他旅途愉快。 1 这是1847年1月，赫尔岑带着妻子娜塔莉（Natalie）、母亲、三个孩子及两个保姆开始了欧洲之旅。他还不知道，这将是他与俄国的诀别。赫尔岑生活在俄国上流社会，却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的统治令人窒息，重压之下他选择了逃离；他想尽快了解“西方世界”，想对比西方世界和俄国的不同，并打算在充分了解西方后带着自己的收获重回祖国——然而这个希望最终没能实现。 2
Ⅰ 梅特涅体系
即将出现在赫尔岑面前的欧洲也处在危机边缘，前途难料。政治上，欧洲由保守秩序统治。奥地利、普鲁士、俄国、法国和英国5个主要国家中，只有法国和英国有议会，可以对王权进行制衡，但两国远非民主国家。伴随着流血事件和政治冲突，英国的议会体系已经走过了几代人的时间，并在1832年进行了首次现代意义的伟大改革，赋予城市有产者投票权，使得城市有权选举他们在众议院的代表，但目前为止多数城市在威斯敏斯特的代表权十分有限，有的城市根本无权选派代表。但这种形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为只有1/5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男性（女性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外）拥有公民权，苏格兰拥有公民权的公民比例只有1/8，议会成员依旧是社会上层人士和贵族地主，成员构成并未发生实质改变。
1814年，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同年，法国人对拿破仑从轻发落，让他略带体面地去了厄尔巴岛（Elba）。一年后，法国人又将这位落魄的皇帝放逐到遥远的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之后直到1821年辞世，拿破仑一直住在此地。波旁王朝重新掌权，首先上位的是曾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路易十六（Louis ⅩⅥ）的弟弟路易十八（Louis ⅩⅦ）。路易十八身宽体胖，1824年离世。随后，年轻的弟弟查理十世（Charles Ⅹ）上台。查理十世身量修长，是个极端保守主义者。法国《1814年宪法》规定众议院须由11万位最富有的纳税人选举产生。查理十世当局对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不予承认，态度坚定，不肯妥协，结果波旁王朝在1830年惨遭颠覆。据说，查理十世曾表示自己宁做樵夫也不愿像英国国王那样统治国家。于是有了一个奇巧的讽刺故事：在赶赴放逐地爱丁堡荷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的途中，查理十世一行人停靠在一个补给站，补给站的餐厅很小，为了让随行朝臣正常用餐，他们不得不像樵夫一样挥刀弄斧，锯短了桌子。回到巴黎后，查理十世得到新政权“七月王朝”（王朝始于七月革命，故而得名）的接纳，当时的国王是波旁王朝的对手，奥尔良王朝的后裔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这时的宪法已经稍有修改，选民范围有所扩大，拥有选举权的人数量增加到了17万人，但同样由法国最富有的人构成。这些人仅占法国人口的0.5%，是英国1832年后享有选举权人数的1/6。 3
其他三个较大的欧洲政权实行绝对君主制，其中奥地利又是欧洲保守制度体系的中心国家。那时的奥地利由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统治，整个国家由11个讲不同语言的民族组成，包括德意志人、马扎尔人（Magyars） i 、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以及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当时他们被称为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这个不折不扣的巴别塔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王朝首都设在维也纳。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848年期间，奥地利政坛一直由欧洲19世纪的巨人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掌控。梅特涅是奥地利资深外交人士，1809年起担任哈布斯堡王朝外交大臣，1821年开始担任奥地利首相。他聪明、傲慢、冷漠，一位英国外交家评论说：“他对待女性轻浮至极，让人难以忍受。” 4 梅特涅不是奥地利人，他1773年出生在科布伦茨（Koblenz），那里当时是特里尔（Trier）教区所辖莱茵地区（Rhineland）的一个小镇。特里尔教区和其他德意志小邦国一样，在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庇护下安枕无忧地存在着。神圣罗马帝国体制的顶端是皇帝，皇帝由选帝候（prince-elector）选出，而他毫无疑问来自哈布斯堡家族。几个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王朝一直是最强大的力量，因而也成为德意志最佳的守卫力量。1794年秋，法国大革命军横扫莱茵地区，身着蓝色外衣的人群获得胜利，随后，共和派对当地贵族势力实施了惩罚。梅特涅家的地产被没收，梅特涅则逃亡维也纳，依靠王室保障金及其在波希米亚（Bohemia）仅存的土地收入维持生活。梅特涅1801年担任奥地利驻萨克森（Saxony）大使，随后在奥地利外交界扶摇直上。1806年，拿破仑灭亡了统治欧洲千年之久的神圣罗马帝国。伴随着拿破仑对中欧的狂暴扫荡，梅特涅萌生了这样的想法：由多个民族组成、在维也纳拥有强大帝国政府的哈布斯堡王朝能够成为新的“欧洲政治体系的基石”。 5
1815年，基于自己的成长背景和直接经验，梅特涅强烈地意识到，哈布斯堡王朝不但对于德意志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对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梅特涅相信欧洲中部的一个强大国家有机会肩负起保护弱小的德意志各邦的使命，同时可以扮演领导角色，维持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失败了，欧洲中部这个由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王朝便将分裂，曾经的秩序井然将由内部斗争和革命冲突所取代，恐怖氛围将会蔓延，欧洲所有国家都将受到影响。梅特涅是整个保守秩序的总建筑师。他最大的成功或许应该是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中扮演的外交官角色。在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旷日持久的痛苦和屠杀之后，这个伟大的国际会议试图重新构建欧洲政治体系，会议参与方希望自己构建的政治体系在维护各国和平的同时还能有力遏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威胁。这一态度为梅特涅的同僚所共享。拿破仑·波拿巴的遗产和战争的屠戮（所杀害的欧洲人数量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恶名在外，犹如一块石头沉沉压在政策制定者们心头。同时，他们对那棱角分明、让人毛骨悚然的断头台同样不能释怀。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意味着革命。不管是对生命、信仰和财产毫不顾忌的革命军队扫荡欧洲大陆，还是挥舞长柄镰刀的农民发动嗜血的社会战争，抑或是绝望、无依无靠、对任何在现有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充满敌意的城市大众发起革命，都将是毁灭和死亡的不祥预兆。因此，后拿破仑政治势力试图在企图颠覆其政权的威胁面前表现出强硬姿态，因为他们清楚失败意味着什么。
对这位主要的秩序组织者而言，绝对君主制是各种君主政体中唯一能够“担此重任”的政治组织形式。因为担心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会倒向令人恐惧的立宪体制，1820年，梅特涅向沙皇传达了自己“坚定而又‘专业的’政治信念”。他坚持认为君主必须“凌驾于那些试图搅扰社会秩序的激情之上”：
危急时刻，才体现出他们的重要性……才需要他们展现自我担当：他们有着家长般的权威；在黑暗时刻，他们知道如何维护公正，如何运用智慧，如何运作自身强大的力量；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人民，他们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责任，能在派系活动中掌控局面，避免产生危及社会秩序的严重后果。 6
他所说的威胁“社会秩序”的“派系”是指呼吁立宪、寻求民族独立，以及主张政治统一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掌权者即便在为了避免革命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时，也不应屈服于他们的要求：“尊重现存的一切事物；所有政权都要对自己人民的福祉负责；建立一个包括各国政府的联盟，应对分散在各国的派系活动；对毫无意义的、已经成了派系集结口号的（‘立宪呼吁’）保持怀疑态度。”在梅特涅看来，绝对君主制并不意味着专制独裁，并非让个人无常的喜怒或冲动影响国家统治。相反，君主应该通过法律和完备的行政体系治理国家：“首要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确保法律的稳定性，法律的执行不能受到影响，法律一经颁行必须执行到底。所以，统治者施行统治时要遵循最基本的统治制度，不管制度新旧，都要遵循。时常干扰制度的执行是危险的，会使得制度在今天这种动荡中毫无作用可言。” 7
实际上，用现代的专制标准衡量，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并非十分严苛。王朝的官僚体系总体来说是廉洁而又高效的。况且（抛开他对沙皇的建议），在因无知的专制统治者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态度而带来暴力冲突的风险时，梅特涅利用自己的外交影响力推行了温和的改革。1821年，他向身处那不勒斯的国王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做出承诺，在斐迪南做出些许让步的前提下，向其派遣援兵镇压叛乱。尽管一直鼓吹相信法治，鼓吹君主有一颗仁义之心，梅特涅和其他保守派人士依然担心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发起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担心王朝统治受到威胁。理论上讲，王朝的统一得益于臣民对王朝的忠诚、帝国完备的统治制度（包括行政体系和王朝军队），以及奥地利臣民较为集中的天主教信仰（也有少数人信仰犹太教和新教）。在1815年，可能只有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拥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尤其是前三个民族，他们的人民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地位都优于帝国内的其他从属民族。在匈牙利，北部的斯洛伐克农民、东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罗马尼亚农民、南部的塞尔维亚农民和克罗地亚农民军均受制于马扎尔绅士阶层。加利西亚（Galicia）的波兰地主更是将乌克兰农民当驮兽进行奴役。由于捷克人受教育水平较高，而且直到1848年，当地都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发达的制造业基地，这些人对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的主导地位发起了挑战。自从定都维也纳后，国家政权便由德意志官员掌控，德语也成了法律、教育及行政机构的官方语言。除非掌握德语，否则当地贵族精英、城市居民、中产阶级就没有机会涉足行政、法律或高等教育领域，这让很多非德意志人十分不满。尽管如此，民族认同感还是主要在这些阶层中发展，并没有出现在农民大众中，因为多数农民把皇帝当作帮助他们对抗地主压迫的后盾。但事实上，社会差异与民族差异的重合，使中欧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不减反增。
马扎尔人对德意志人的统治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飞扬跋扈充满了抵触情绪，这对于帝国来讲是很危险的。马扎尔民族与其他多数民族不同，他们对宪政有自己的诉求。匈牙利人有自己的议事会议，或者说有自己的议会，议会的主要成员是马扎尔贵族、神职人员及特赦自由市的公民。因此“匈牙利民族”——在当时意味着议会所代表的人——只占据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对于剩下的那部分人，法律上有一个生动的定义：misera plebs contribuens，即贫穷的纳税者。马扎尔爱国者虽然心存愠怒，但依然使用拉丁语作为匈牙利政权和行政体系的官方语言。匈牙利人口中，马扎尔贵族仍旧占据相当比例——约有5%（革命前的法国有1%）。贵族中的一些人十分贫穷，被称为“凉鞋贵族”，据说他们穷得连靴子都买不起。但是，这些人与做苦役的大众有一点鲜明的区别：他们的特权和头衔。所以他们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身地位的改革都表现出最强烈的反对。尽管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名义上也是匈牙利国王——有权任意召集或解散这个议会［1812—1825年间，弗兰茨一世（FrancisⅠ）皇帝一直拒绝召集这个麻烦的议会］，但是想要越过议会擅自增税也非易事；所以在1825年、1832—1836年间、1839—1840年间、1843—1844年间，甚至在1847和1848年，这个议会都召开了会议。匈牙利贵族拥有55个郡县，那是他们赖以实施选举和征收赋税的区域。当地官员的行政开支均来自这55个郡县。他们的议会政治根植于此，甚至在议会休会期间，匈牙利贵族也会在那些区域散布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的反对意见。他们每年都会在这些郡县区内组织集会，有时还会大胆地宣称自己有权拒绝帝国法律的管辖。 8
1815年，伦巴第（Lombardy）和威尼西亚（Venetia）的意大利人开始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他们也有自己的组织机制，也会召集当地地主和城镇公民进行集会；他们还有由两省代表共同组成的联合“总会议”。这些会议无权制定法律，但有权决定如何实施政府（米兰总督是其代表）颁布的法律。对于他们，哈布斯堡王朝必须小心应对，因为意大利北部是王朝王冠上的一颗明珠。伦巴第平原土地丰饶、灌溉便利，盛产小麦，还分布着管理精良的葡萄田和桑蚕赖以吐丝结茧的桑树灌木。让骄傲的威尼西亚人愤怒的是两省共同的公国首都位于米兰（Milan）。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其他地方相比，米兰接受的审查较少，所以从文化层面讲，米兰是欧洲最富生机的城市之一。意大利爱国者没有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伦巴第–威尼西亚的人口仅占王朝总人口的1/6，却为帝国贡献了将近1/3的税收。奥地利人努力维护意大利北部良好的统治秩序，但仍旧没能避免紧张氛围的产生。受过教育的伦巴第人和威尼西亚人抱怨道，奥地利人占据了约3.6万个政府职位，导致意大利人没有机会公平地获得国家资助。 9
除了匈牙利和伦巴第–威尼西亚之外，没有其他的地方代议机构能引起哈布斯堡王朝的注意。1835年以来，帝国皇帝一直是精神不健全的斐迪南一世。有一次，他在自己的朝臣面前大喊：“我是皇帝，我要吃团子！”他的属民都很爱戴他，亲切地称他为“古怪的斐尔迪”。这种情况下，国家政务自然交由枢密院会议（Staatskonferenz）处理，枢密院会议的主导者是梅特涅。梅特涅处事强硬，认为一切反对意见都是不正当的，立宪政体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压制。在维也纳绅士街（Herrengasse）的政府机关外，还有一个秘密的巡逻警察队伍，他们人数很少，只有约26人，其中包括13个审查员。在帝国首都，政府依靠常规警察（他们还负责大量其他工作），在其他省份，地方当局除了常规警察，还有秘密警察队伍。这个监管体系并非十分严密，但他们确确实实对印刷厂、出版社及作家的活动实施了琐碎而又恼人的管制。 10 明文规定允许出版的图书类目只占总类目的1/4，所以社会普遍认为除非得到明确许可，否则不能进行出版活动。 11
作为欧洲排名第二的典型绝对主义政权，俄国的专制压迫尤为严重。如果梅特涅把奥地利的角色定位为中欧警察，那么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整个欧洲大陆的警察宪兵。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沙俄帝国开始实行铁腕的专制统治。他创建了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第三厅”（Third Section），组织内的官员不多，却能够调动宪兵队和大量线人，线人们一年可以提供多达5 000条告发线索。由于存在警察侦探，社会氛围变得十分紧张，除非有巨大的勇气，否则绝不会有人敢于公开提出异议。关于第三厅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称圣彼得堡的第三厅总部的一个办公室里有一道暗门：无辜的人可能受到传唤，之后，警察会和他们谈话，谈话看似毫无危险，但在警察诱导下，他们可能会说出一些不谨慎的话；这时，警察会扳动扳手，被害者随之掉入地牢，进而经历各种各样难以言状的恐怖之事。
对于那些敢于公开说出自己想法的人，当局的打压手段绝对足够严酷。1836年，自由派知识分子彼得·恰达耶夫（Petr Chaadaev）严厉抨击俄国的落后，结果他的命运和20世纪苏联时代的一些异议分子一样，政府判定他有精神疾病，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 12 甚至对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或许是因为他暴躁的脾气）他们也在小心应对：当局之所以容忍普希金，是因为沙皇喜欢他的作品，但他也时常会受到旁敲侧击。创作时，知识分子和作家很谨慎，他们会先在朋友圈传阅自己的手稿，确定没有问题后才交给出版商。沙皇不仅害怕国内知识分子的异见，还对潜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感到紧张不安。这或许情有可原，俄国有2 000万农奴，农奴们发动过惊人的复仇运动。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运动发起者是反逆的哥萨克叶米利安·普加乔夫（Emilian Pugachev）。当局还担心统治压迫下的帝国从属民族发起反抗，尤其是波兰人，对他们来说服从是暂时的，反叛才是常态。
欧洲排在第三位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是普鲁士（Prussia）。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Ⅳ）从1840开始统治普鲁士，即位后便迅速着手摧毁自由派试图建立立宪政体的希望。他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曾多次向渴望立宪的臣民承诺放弃专制，但那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是为了鼓舞忠诚的普鲁士臣民的爱国热情，是为了抵御令人憎恶的法国人。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自由派官员就尝到了失望的滋味，腓特烈·威廉四世对他们说：“我认为我之所以是国王，完全是上帝的旨意。”他还说：“‘宪法’只是一纸文书，不能让它把君主制变成抽象概念。真正的德意志王公应该施行家长式的统治。” 13 普鲁士确实拥有自己的等级会议，但是代表多数是贵族或大地主。为了防止出现组建国民议会的思想苗头，他们彼此之间不得进行通信联系。自由派人士多为年轻的普鲁士人，他们对此怨念颇重。莱茵地区经济发达，而且在应对拿破仑统治方面很有经验，为了强化德意志抗衡法国的能力，1815年莱茵地区划归普鲁士。普鲁士因而成为一个拥有东、西两个重心的王朝：东部由拥有大量土地和农民的地主贵族主导，在他们的统治下，那里的农民直到1807年还是农奴身份；西部是制造业基地，拥有大量中产阶级。1815年，在得知普鲁士即将吞并莱茵地区后，一个莱茵人很是不屑，表示自己和穷人——贵族主导的东部农业区——结亲了。所以在1848年普鲁士革命中莱茵地区涌现出很多自由派领导者就不足为奇了。普鲁士还拥有强大的军队，连同制造业基地和农业基地累积的财富，使其成为德意志地区乃至欧洲最强的力量之一。
1815年晚些时候，各方达成和平协定，根据协定，中欧和西欧由这三个绝对君主制国家统领。1795年，古老的波兰王国［1807年拿破仑干预建立的华沙大公国（Grand Duchy of Warsaw）除外］遭到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随后从地图上消失，这一事实在和平会议上也得到了确认。三个“东方君主国”妄图共同扼杀波兰民族主义力量。
他们还决定把德意志民族主义囚禁在潘多拉魔盒里。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意志拥有同样的主导地位。神圣罗马帝国灭亡，拿破仑对国土边界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后，德意志被分成了39个邦国（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各邦组合成为邦联，并在法兰克福（Frankfurt）成立了自己的议事会议。议事会议并非由选举代表组成的议会，而是由各邦政府派遣的外交官员组成的议事机构，像是德意志的“联合国”。会议的目的也并非促使德意志各邦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事实恰恰相反。联盟旨在维护保守秩序，确保各邦之间的分歧能够和平解决，较小的“中立邦”因而也得到保障，使其不致被强势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统治。联盟还号召德意志各邦政府提供兵力，一方面保护德意志不受外敌侵扰，另一方面抵御国内的革命威胁。1819年，为应对德意志的激进自由运动，联盟颁布了《卡尔斯巴德法令》（Karlsbad Decrees），法令重点针对学生的民族主义组织“学生联盟”（Burschenschaften）。1832年革命抗议浪潮席卷欧洲时，这部法令得到重申。法令的背后是梅特涅，他发现，拿破仑战争后的几年里，立宪主义思想在德意志已逐渐深入人心。德意志南部的巴登（Baden）、符腾堡（Württemberg）、巴伐利亚（Bavaria）、拿骚（Nassau）和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都产生了立宪思潮。实际上，这个过程恰恰符合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赖以建立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德意志各邦都应有“关于地方会议的章程”。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有意而为的模棱两可的表述，因为它既可以表示（根据德意志南部各邦的解读）现代议会君主制，也可以表示更加保守的能够代表贵族、神职人员及城镇市民利益的传统等级会议，确保会议永远符合保守派的利益。梅特涅已经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和德意志邦联施加了压力，首先确保普鲁士不会随着其他地区的立宪运动应声而动，其次确保1820年联盟“最后决议”按照梅特涅的意思将所谓的地方会议解读为“等级会议”而非“议会”。此外，它们还被加上了“君主制原则”，君主将始终享有最大的权力。 14
然而在意大利，梅特涅却推行了最为积极的反革命和反自由主义政策。面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谋求统一的呼声，梅特涅有一段十分有名的驳斥，他说意大利是纯粹的“地理概念” 15 ，它分散在10个王国、公国和小国中。他认为奥地利的职责就是令其保持现状。除了通过北方的伦巴第和威尼西亚直接实现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强大影响，维也纳会议有权安排关于意大利的事务，使奥地利在统治整个意大利半岛方面占尽优势。由于意大利被拿破仑统治的时间很长，奥地利起初的目的是扫清法国的影响，但后来角色逐渐转变，成为打压意大利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托斯卡纳（Tuscany）的统治者是一位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公，帕尔马（Parma）和摩德纳（Modena）公国也由王朝亲信统治。除了这些王朝关系外，奥地利还被授权驻守教皇国要塞费拉拉（Ferrara）。统治两西西里王国（指南意大利及西西里岛，其独立议会于1816年解散，随后由那不勒斯直接统治）的波旁国王与奥地利签署了联盟公约和军事公约，两西西里王国因而也和哈布斯堡王朝政策紧密相连起来。只有西北部的撒丁王国［Sardinia，包括撒丁岛及陆上的皮埃蒙特（Piedmont）和热那亚（Genoa）］是完全独立的。在军事上，它是意大利诸邦中最强大的，在法国和奥地利伦巴第之间形成了有效的缓冲。尽管如此，1820—1821年间，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力量依旧强大，足以对那不勒斯甚至皮埃蒙特的自由主义革命施加军事干预。随后，奥地利审讯了90多个伦巴第自由主义领导者（尽管他们和起义并没有什么关系），判处40人终身流放黑暗的波希米亚史匹尔堡（Spielberg）要塞。被放逐的人中就有西尔维奥·佩利科（Silvio Pellico），1830年被释放时，他写下《我的监狱生活》一书，成为奥地利压迫统治的证据，也成了信仰在困难面前的强大力量的见证。这本书随后成为畅销书，展现了奥地利在意大利施政混乱的“黑色传奇”。随后在1831—1832年间，梅特涅再次派兵南下，对摩德纳、帕尔马和教皇国［奥地利人一直强行统治着教皇国的博洛尼亚（Bologna），直到1838年］的叛乱实施镇压，这一举动再次强化了德意志统治的残暴形象。
奥地利的势力和影响因而也延伸到了东欧，延伸到了意大利半岛的最南端。安东·科洛拉特–莱布斯泰因斯基（Anton Kolowrat-Liebsteinsky）伯爵沮丧地说：这是一个“刺刀森林”。科洛拉特不是自由派人士，但在枢密院会议中，他是梅特涅的强大敌手。他赞同首相“人民必须维护保守主义，并应为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的观点，但是“我们的方法并不相同。你要构建刺刀森林，维持社会现状。然而在我看来，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让革命者按照我们的愿望做事”。 16 他对梅特涅的做法感到忧心，认为梅特涅维护保守秩序的强硬手段只会引来强大的对抗：“你的方式会把我们带向灭亡。”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Palmerston）素以直率著称，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奥地利“令人窒息的镇压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就像一个牢牢密封着的烧水壶，没有出气孔，最后一定会爆炸”。 17 科洛拉特还十分关心这种强压政策下维持奥地利军队所需的开支：1815—1848年，军队耗费了政府约40%的收入，但这除了让国家增加了30%的债务外，没有带来任何收益。梅特涅体系在1848年暴露的一大弱点是其国库的资金储备太少，无力应对19世纪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无法缓解人民的疾苦。
Ⅱ 保守秩序下的躁动
施加给欧洲的政治限制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激起了对抗。在做自己的政治谋划时，梅特涅和他的追随者感受到了近代历史的沉重分量，相同的历史也为他们的反对者提供了灵感启发。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它在拿破仑时期的继承者在保守派中引起恐慌，但是，在那个时代真实流行的浪漫潮流下，同样的记忆能够搅动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及爱国主义者的血液，这些人感觉梅特涅统治下的欧洲令人窒息，倍感压抑。战后欧洲第一代自由主义人士此前曾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到革命年代的斗争中。1815年同盟胜利后，从战争双方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其实已经失败了。一方面，如果他们曾经选择支持拿破仑统治，拿破仑业已失败，而且他对于自由的许诺常常是空头支票。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曾经反抗法国，他们在旧的欧洲秩序的废墟中建立起一个新的宪政体系这种期待也是徒劳无望的。
1820—1821年间，意大利曾爆发过一些不成功的革命。革命领导者是那不勒斯自由军长官［包括曾在拿破仑时代担任长官职务、在1848年也将扮演重要角色的古列尔摩·佩帕（Guglielmo Pepe）］，他们是一个名叫烧炭党（Carbonari）的秘密革命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宗旨是颠覆奥地利统治，在意大利建立自由秩序。法国烧炭党的革命动力大多来自前拿破仑政权的“仆人”们，他们怨气沸腾，曾在君主运动中遭受清洗，经历了1815年的“白色恐怖”——之所以叫“白色恐怖”，是为了与1793—1794年间发生的“红色”雅各宾恐怖事件相区分。不少人加入了地下反对组织，其中就有十几岁的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他的父亲在拿破仑时期是滨海阿尔卑斯省（Alpes- Maritimes）省长。1815年，法国依照和平协定将属地［尼斯（Nice）］归还皮埃蒙特后，父亲被撤职，布朗基的家庭进入了艰难时期。布朗基因此加入革命激进主义者行列，参与革命，直到1881年离世。西班牙自由主义者渴望施行1812年宪法，该宪法由在加的斯（Cadiz）召开的议会制定，当时法国军队的炮孔就在不远处，虎视眈眈极不友好。但1814年，当国王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Ⅶ）得意扬扬地回来时，他搁置了这部宪法，并且迫不及待地放逐了很多自由派人士。受打压的自由派人士1820年获得权力后实施报复，强迫斐迪南七世实施了3年的君主立宪统治。3年后，路易十八为恢复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派出“圣路易的十万子”（‘100 000 sons of Saint Louis’），大军翻越比利牛斯山（Pyrenees），击垮了西班牙自由派。
即便是专制的俄国也没能避免拿破仑遗留问题的爆发所产生的冲击。曾在战争期间征战欧洲并且最终占领巴黎的俄国军队长官遇到了法国、德意志和英国长官，他们进行了礼貌而富有智慧的交谈；了解西方宪政和民权思想后，俄军长官开始思考自己国家的落后。这颗萌芽的种子最终在俄国第一次革命——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Decembrist uprising）——中结出了纤弱的果实。起义爆发的那个月份里，自由军长官利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暴毙后的混乱，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反对继任者尼古拉一世。起义被沙皇军队轻松镇压，首先是在圣彼得堡，随后是在乌克兰。但也正是继任之时的这次平叛经历，使得新沙皇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在施行反动统治——尽管有些时候似乎能看到一些对农奴制进行改革的希望。
最富戏剧性的革命浪潮在几年后出现。1830年，波旁王朝查理十世被巴黎街头为期3天的起义推翻，继任者是思想更为开放的路易–菲利普。随后，比利时很快也发生了革命，自由派推翻了建立于1815年的荷兰统治，并最终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现了国家独立。受法国影响，在德意志，保守秩序的敌人自由派要求——或者说强迫——统治者施行宪政，汉诺威（Hanover）、萨克森及其他几个邦国也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代议制机构的邦国的一分子。反对派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继续开展抗议运动，并在1832年的汉巴赫节（Hambach Festival）将运动推向高潮。当天反对派组织了1848年以前德意志最大规模的集会，集会群众要求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发出统一德意志的呼声。运动展现了反对派的强大力量，促使梅特涅再次施行《卡尔斯巴德法令》。
最为剧烈的反对保守秩序的浪潮发生在波兰。1830年11月，沙皇调动波兰军队应对西欧革命时，俄国占领区的波兰爱国贵族突然失控。起义持续了10个月；最后，伊凡·帕斯科维奇（Ivan Paskevich）将军指挥12万俄国劲旅开展了血腥而又紧张的镇压，起义最终被粉碎。1849年镇压另一场革命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伊凡·帕斯科维奇的身影。随后当局对起义者的处理方式也十分令人震惊——8万波兰人被囚禁，押送去了西伯利亚。意大利也发生了革命，但多数是由无精打采的奥地利军队发起的。从影响范围来看，1830年的革命无法与1848年革命相提并论。但从欧洲范围来看，革命依然冲击了梅特涅强硬施行的保守国际秩序。得知法国革命的消息后，这位奥地利首相瘫倒在办公桌上，伤心地说：“我毕生的心血付诸东流了。” 18 这样表达自己的绝望当然过于夸张，然而，向来行事谨慎的七月王朝很快滑向了保守主义的轨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梅特涅的恐惧。但他又被另一件事情所困扰，保守主义大厦上又出现了新的裂痕——希腊独立。从1821年到1829年，在一场长达八年半的残酷战争后，希腊摆脱了土耳其统治获得自由。但是梅特涅主张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因此陷入危机，因为希腊的胜利首先建立在俄国、英国及法国的军事干预的基础上，其次还有赖于强有力的1830年《伦敦条约》给予希腊的外交认可。因此，新的希腊王国很快被纳入了后拿破仑体系。
梅特涅认为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源自法国的疾病。1822年下半年，他在给沙皇的信中写道：“在革命派眼中，不存在国籍差别和政治边界。毫无疑问，现在欧洲激进派的指挥中心就在巴黎。” 19 这一次，梅特涅又夸大其词了，但是他的这种陈词滥调也不失为事实，因为总有偏执妄想的人，不能保证没人会让他的担心一语成谶。1830年，一个真实而又韧劲十足的新的地下革命网络出现了。新革命势力的主要力量来自新一代知识分子、浪漫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年龄不大，对法国大革命没有清晰的印象，但是一直浸润在革命对自由的美好许诺中。法国共和主义者、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生于1789年，1847年，他在自己的历史叙事诗引言中写道：推动这个历史性时刻前进的是全体人民——一股势不可当、顺应潮流的力量，他们的使命是在全世界传播自由、平等、互助友爱的美好信条。 20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一些有远见的人相信革命将会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公平的世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或许这个新纪元也因此见证了“职业”革命者的出现，这并不意外，他们不知疲倦，试图通过暴力手段颠覆保守秩序。1789年的大革命曾不经意地把在毫不知名、毫无生气的地方过着乡村生活的人卷入给欧洲带来了20多年动荡的巨大旋涡中。这些人在无意间成了革命者，很多情况下，他们本人其实并不怎么想参与革命。但新时代的革命者自我意识很清晰，他们就是要掀起一场革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朱塞佩·马志尼，他就算不是狂想家，至少也是革命者灵感的启迪者。马志尼1805年出生于热那亚，1829年加入烧炭党，他不仅致力于将奥地利统治者逐出意大利，还希望以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实现国家统一。虽然这位意大利爱国者对1789年革命的态度并非百分之百赞赏，但他认为法国革命者不仅在革命中宣示了个人权利，还证明了天时地利并非伟大革命的必要条件。在马志尼看来，失败的起义也有其价值，因为“思想只有在烈士鲜血的滋养下才会迅速成熟”，即使起义者倒在炮火和子弹中，思想也会继续酝酿发酵。 21 他在1839年写道：“今天的革命者更多的是为了下一代而奋斗，而非为了他们身边的同辈人。他们对于新世界的构想实现起来或许会比较缓慢，但却注定能够实现。” 22 马志尼相信，下一场伟大的革命定将为饱受压迫的欧洲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在这样的愿景中，他把意大利人置于领导者的位置。意大利人一旦摆脱奥地利和王室的枷锁，就能发挥其巨大的潜力，就能利用其不可估量的资源优势推动整个欧洲大陆的进步：“揭开意大利的封印就解开了欧洲的症结。意大利在解放运动中处于高层，意大利定将完成文明赋予它的使命。” 23 马志尼的梦想是建设这样一个欧洲，各个民族国家平等、自由，同时个性鲜明。实际上，他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就认为“民族主义”这个词被滥用了，他认为反抗外国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完全有必要，但爱国主义永远不能成为妨害实现“人民相亲相爱这一首要目标” 24 的障碍。
马志尼的主张在国人中影响很大。在1831年烧炭党运动失败后流亡马赛时，他组建了地下组织“青年意大利党”（Young Italy），该组织（1846年，据梅特涅估计）在意大利的活跃成员或许不足千人，却有数以万计的人为其提供精神支持并且阅读其被禁止的出版物。马志尼还有外籍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约5 000名订阅其杂志的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和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民众。其中有一位职业革命者名叫朱塞佩·加里波第，他在1833年被逐出皮埃蒙特，此时在巴西和乌拉圭参与革命。他的所作所为使他为整个意大利所熟知。
历史证明，在各民族革命事业中，马志尼是真正能够鼓舞人心的人物。亚历山大·赫尔岑曾多次与他会面（这是1849年会面时的场景）：
马志尼目光如炬，他和我对视着站了起来，友好地伸出双手。即便在意大利，也很难遇到像他这样极具古典美的头脑和如此得体的举止。他的表情有时严肃认真，但很快就会变得柔和宁静。他忧郁的眼睛里闪现着活力和智慧，眼神和眉宇之间充斥着无尽的坚韧和力量。所有这些都有经年焦虑、少眠缺觉的痕迹，也能看出他所经历的狂风暴雨，更能看到他强烈的激情，甚至能发现一些狂热——抑或是禁欲主义的影子。 25
作为理论家和革命使徒，马志尼认为自己有能力把各国的革命者凝聚起来，发动一场全欧洲的运动；1834年在伯尔尼（Berne）流亡时，他召集了一小股意大利、波兰和德意志的政治难民，组建了一个名为“青年欧洲”的组织，意图解放受压迫的民族，并且引导欧洲人民通过和平方式最终解决分歧。很遗憾，这个光荣的愿景最终被证明太不切实际了，但是“青年意大利党”和“青年欧洲”鼓舞了大量民众，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青年爱尔兰”“青年瑞士”“青年波兰”和“青年德意志”纷纷涌现，后来还出现了“青年阿根廷”和“青年乌克兰”。梅特涅因为这些革命网络的存在而失眠也并非没有道理：革命网络的确不是来自法国。或许当梅特涅把意大利人视为欧洲最危险的人时——一些焦虑的欧洲统治者对他完全赞同——他离问题的症结就更近了。1834年，马志尼、加里波第及青年意大利党的其他成员在未出庭的情况下被皮埃蒙特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时教皇命令警察注意“这个非凡者的非凡策划”。 26 甚至比利时政府和荷兰政府中，一些人在得知马志尼的影响已经遍及低地国家时手心也出了汗，但作为议会制国家，他们并不会过于恐惧。在充满危机的1847年，对当局而言，马志尼就像鬼怪，在马耳他（Malta）、瑞士、德意志和意大利能同时看到他的身影。 27 对于所有这一切，事实证明，当面对1848年出现的绝佳机会时，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能利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把握时机。
革命者不仅仅是浪漫的梦想家，他们还愿意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执着勇敢地追求理想的新世界。他们中的不少人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和稳定的收入。马志尼在经济上十分依赖父母（他们一直期许马志尼有一天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在1848年前的10年伦敦流亡生涯中，他过着艰苦的生活，他避免花钱乘车，出没于肮脏的城市街道，以至于满身泥土地出现在社交场所，这令他在伦敦的朋友和资助人疑惑不解。赫尔岑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境况还不算最差。他有一个同为俄国贵族出身的朋友，名叫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家境不错，但巴枯宁和自己富裕的家庭断绝了关系，还养成了一个恼人的习惯——向新认识的朋友借钱。加里波第出生在尼斯（当时属于皮埃蒙特）的一个航海家庭，他在南美服兵役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后来辗转做过水手，在阿根廷大草原做过牧牛人，还做过船舶经纪人。 28
革命者并没有主动为1848年的革命创造条件，那年的暴力运动是各种条件叠加的产物，不应归咎于革命者。但当时机来临时，他们却已做好了行动的准备，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组织的支持，能够在暴乱时机成熟时动员足够多的活动家参与运动。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个反保守主义的组织很严密，但如果仅仅拥有几千个孤立的狂热分子，也绝不会获得如此蓬勃的发展。实际上，它植根于更加广泛的民间社会所承受的苦难之中。虽然绝大多数欧洲人并不想成为积极的革命者——实际上，他们担心叛乱可能带来暴力和社会混乱——但不满情绪和活动家的革命愿景却引起了欧洲众多对革命持消极态度的民众的共鸣和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保守派试图为其压迫政策正名而描画的嗜血的、全面的革命运动图景恰恰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许，大多数人赞同针对真正的革命者的立法，但如德意志的《卡尔斯巴德法令》，其中很多内容的冲击范围更加广泛，新闻界、教育界、公共社团、行会、文化界都受到了影响。在许多国家，审查制度，以及政府或教会对教育的干预、对组建社团的限制、对自由议政的限制，让很多受过教育、有表达欲望、有雄心壮志的人感十分沮丧，因为这类人认为自己能够对国家、对社会做出贡献。还有人认为现有的政治制度——立宪政体或专制制度——没有代表诸如工厂主、工匠，以及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如律师、专业人员和低等级官员）等社会群体的利益。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于国家有用，另一方面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不能保护或强化自身的利益。因此，社会上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虽然憎恶革命和社会动荡可能带来的后果，却理解革命者的不满，并且和革命者有一些共同目标。
人们对保守秩序的不满日益增长，其背后是公共舆论的发展。“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从18世纪便开始出现，人们逐渐认为有，或者应该有，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文化空间或社会空间；在独立空间里，每个公民都可以对从艺术到政治的任何事情进行自由讨论、辩论或批评。公民社会将成为艺术品位的独立仲裁者，也将成为政治意见和政治判断的合法来源。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社会上存在一个受过教育、有文化、有政治意识的阶层，可以支撑起这些权益。19世纪时，尽管规模和大小各不相同，但欧洲各国确实出现了这种社会阶层。在大国如英国和法国中，由于审查制度比较宽松（或者说总有一些方法避开审查）、公民识字率较高，故而上述社会阶层人数较多。截至1848年，法国有约60%的公民具备阅读能力；哈布斯堡王朝的数据与此相当，在55%以上；俄国则仅有5%；由于国家教育传统完善，普鲁士80%的民众有读写能力，数量十分可观。 29
公共舆论不仅体现在印刷品上，社团和俱乐部凭借自身拥有的激进的中产阶级和贵族成员，也成为公共舆论的表达场所。它们常常利用诸如科学探索（意大利人最喜欢）、体操（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德意志人最喜欢）、音乐和射击（尽管后者为革命服务）等无害的活动掩饰其政治意图。一位德意志观察家这样写道：“公共生活在剧院和音乐厅里疯狂地生长，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地方允许它恣意妄为。” 30 对于长期生活在俄国压抑氛围中的亚历山大·赫尔岑来说，即使这样有限的自由也让他感到耳目一新。到达普鲁士不久，他便造访了一处肮脏的剧院，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剧院的表演，“而是剧院里的观众。观众大都是工人和年轻人，人们在演出间隙自由地大声交谈”。他还对书店出售的沙皇漫画很感兴趣，并“买空了店家的库存”。 31 1839年以来，每年一次的意大利科学大会都会从全国上下召集几百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就技术、医疗和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交流。1847年，由于形势极为紧迫，会议选在威尼斯总督府召开。作为当时的民族英雄，教皇庇护九世（Pius Ⅸ）的名号在会议中屡次被提及，甚至讨论农业问题也为抨击奥地利人提供了机会，因为北部的意大利人习惯把哈布斯堡王朝士兵叫作“土豆”。 32 政府试图决定什么人可以，什么人不能阅读或讨论，决定人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同哪些人集会，结果只是这些限制性政策无法缓和人们的怨恨。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喜欢开玩笑说保守主义者的典型标示写着“允许在这片区域行走”，也就是说，不允许做明文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换句话说，保守主义政权和公民社会之间存在明显分歧。
人们或许认为只有绝对君主制国家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自由的法国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七月王朝并不符合法国社会多数人的期望。路易–菲利普国王拥有厚实的自由主义履历：他以“平等将军”（Général Égalité）之名为人们知晓，在1792年法国大革命战争初期的运动中就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年底，路易十六接受审判时，他便逃往比利时。1830年，有人［主要是他强势而又忠诚的姐姐，阿黛拉伊德（Adélaïde）］劝路易–菲利普加冕称王， 33 他却开始更加坚定地笃信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到达巴黎后，他象征性地在首都市政府所在的市政厅（Hôtel de Ville）阳台上拜会了美国和法国共同的革命英雄拉法耶特（Lafayette）老人。七月王朝通过重新使用三色旗捡起了其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波旁王朝的白色旗帜再也不会作为国旗升起了。这一过程没有华丽的加冕典礼，只有一个简单的仪式。仪式中，身着国民卫队制服的新“公民国王”承诺施行《1814年宪法》；但他并非完全贯彻宪法，而是在一些方面略有调整，包括略微扩大选举权、加强国王应对紧急情况的权力、删除前言中与神圣君权相关的描述。
然而这些轻微的改良式的改革并没有过多地取悦到曾在1830年运动中筑起街垒、承担主要工作的法国工匠群体。对他们来说，路易–菲利普的奥尔良王朝并没有比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好多少。起义期间，“拿破仑万岁！”“共和国万岁！”的呼声盖过了枪声，回荡在人群中（“拿破仑”指的是拿破仑病恹恹的儿子拿破仑二世，他当时被囚禁在维也纳金光闪闪的牢笼里）。路易–菲利普即位后，曾经抛洒热血的工匠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因为新的统治秩序意图避免所谓的极端民主（让人想起1789年革命中嘶吼的法国民众）和波旁王朝的绝对主义。人群中因此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意识：革命果实被富裕的地主、实业家和金融家窃取，他们因此扬扬得意。问题远不止这些，法国社会中还涌动着其他强有力的暗流：包括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官员、小地主，以及父辈和祖父辈在1789年革命中担当过中流砥柱的企业家在内的群体，感觉自己被排挤在政治生活之外，心中愤愤不平。这种不满在共和主义者及波拿巴主义者中也存在。共和主义者满怀情愫地回顾18世纪90年代第一共和国的日子，波拿巴主义者也怀念拿破仑席卷欧洲时的光辉岁月，意图在保留部分革命成果的前提下进行王朝复辟。法国1789年革命彰显的自由主义不断影响着其他国家，其中的民族主义愿景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七月王朝的反对者不耐烦地忍受着1815年签订的和平条约，该条约使法国（在经历了20多年的战争后）疆域缩减到1792年的水平。
但总的来说，七月王朝试图避免对外冒险；实际上，它还尽可能地表现出胆怯，甚至表现得相当无趣。原因很容易理解，统治集团想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来保证法国繁荣发展。因此，当局很少努力改变1815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却促使法国取得了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19世纪30年代末，法国扩建并升级了道路系统。1842年，政府开始建设铁路网络，铺设了约1450千米的轨道，这引发了对重工业产业的新需求，进而促进煤、铁、钢产业和工程施工能力得到发展。基于此，一些经济学家把19世纪40年代看作法国工业化的“起飞”时期。 34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尖锐地指出，七月王朝是一个开采法国国家财富的股份公司。实际上，这个政权不动声色的“资产阶级”属性的代表就是路易–菲利普本人，他出现在公共场合时往往不会佩戴任何王室标识，而会身着普通套装：黑色长礼服加中产阶级的终极象征——雨伞。这正是王朝想要向外界展示的“安全”形象，但是这种形象并没有打动拥护共和政体的民众，这些民众因为当局保守的外交政策和对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度的消极态度而躁动不安。1832年，巴黎共和主义者发动起义，两年后首都巴黎及里昂的运动均遭镇压。1834年4月的巴黎人民起义——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里描写的起义事件原型——以特朗斯诺宁街（Rue Transnonain）的屠杀告终。愤怒的士兵逐户清查革命派狙击手，不分青红皂白屠杀了12名居住在一间房屋中的平民。
杀害无辜平民这件事给七月王朝留下了抹不去的污点，好在政权拥有富裕选民的支持，这些人担心爆发新的革命。这让政府感觉自身力量足够强大，从而对共和派报纸发起控诉，还对政治组织和工人组织施加限制。1832年成立的由工人组成的准军事组织人权社（Society of the Rights of Man）就是其中之一，遭禁止后，社团分割成众多小单位，它们被称为“分部”（sections）——这个词让人想起了曾为1789年革命中的武装分子提供温床的巴黎老选区。这个组织并不进行和平游说，相反，它努力训练自己从手工业群体中招募的成员，试图做好准备，伺机起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它筹划了1834的起义运动，因而也尝到了被镇压的苦果：至少1 156人在警察的突击行动中遭逮捕，不过736人在5个月内获释。 35 共和派以更加暴力的方式进行了反击，其中包括在1835年发动的令人震惊的刺杀行动，刺杀目标是国王，刺杀行动使用的是一杆25筒长枪，它被称为“地狱机器”。刺杀造成14人死亡，但路易–菲利普仅受了一些皮外伤，躲过了暗杀。这只是他一生经历过的八次暗杀中的一次。国王遭暗杀的次数太多，讽刺杂志《逗闹》（Charivari）有一次逗趣地写道，国王和家人郊游归来，“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刺杀”。 36
1834—1835年是暴乱和镇压这一循环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共和派不断遭到当局的挫伤，同时王朝也放弃了其最初的自由主义原则，变得更加专制。1835年颁行的《九月法令》对出版业做出了限制：政府可以因报纸登载宣扬其他政治体制或侮辱国王的内容，而对其提起控诉。当然这也没有阻止大胆的漫画家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他因自己创作的卡通作品而遭控诉）把路易–菲利普的宽下巴夸张成梨子的形状，这一形象流传甚广。法律程序也变得更利于实施政治诉讼。 37 尽管国王自己也心有疑虑，但这个标榜自由的王朝还是放弃了一些曾经使其与波旁王朝相区分的根本原则。这些转变似乎已经体现在支持《九月法令》的口号中：“墨守成规将置我们于死地。” 38
与此同时，暴力运动和镇压活动将拥护共和的势力划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温和派想要通过合法途径劝说当局实施政治改革［这一倾向在共和派的报纸《国民报》（le National）中得到体现］；激进派则希望通过革命手段摧毁君主政权。在战斗一触即发的紧张时刻，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和朋友阿尔芒·巴尔贝斯组建了“四季社”（Society of Seasons），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组织结构。为了不让成员被警察发现，每个小组都由7位革命者组成，7个成员以周一到周日依次命名，4个“周”组成1个“月”组织，3个“月”组织构成最大的单元——“季节”。其成员必须认同组织的教义，要把整个社会看作一块“坏疽”，进而“勇敢地进行救治……使其恢复正常状态”。这不仅需要发动革命，还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一种“革命权力”，也就是说，在“人民”做好民主准备和旧的统治精英被铲除之前，要有一种形式的权威统治。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兆。实际上，布朗基已经开始坚信要确保全体公民的“生存权”，定将涉及财富的重新分配。 39 “四季社”在共和运动中处于“极左”的位置。1839年5月，他们发动了一场起义，巴尔贝斯在起义中坠马，头部受伤流血不止。尽管起义以失败告终并且面临后续的牢狱之灾，布朗基依然坚信革命会在坚强意志的引领下取得成功：仅凭暴动就足以开始瓦解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其他的左翼共和主义者却没有这么肯定。1843年，左翼报纸《改革报》（La Réforme）创刊，刊物的供资方是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lin）。赖德律–洛兰十分富有，可以担任众议员，但他却选择了跟共和阵营的左翼势力站在一起。报刊编辑及各个投稿人都把自己当作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总参谋”，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宣传来说服各方。《改革报》不仅主张政治民主（这一点和《国民报》一样），还倡导社会改革。1845年，它曾发文指责“共产主义”，布朗基和他的追随者们则严厉批评了该报的“贵族化”，但可以确定《改革报》有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在意大利、德意志和哈布斯堡帝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进行了结合。统一意大利的思想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理论和拿破仑统治实践的共同影响下发展起来。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之前分离的各邦被集中在一起，共同管理。但温和派和共和派之间也有分歧，温和派想在意大利邦联内保留现有的国王，而包括朱塞佩·马志尼在内的共和派则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其他人依然立足于自己的城市或地区，试图在自己的邦国进行共和主义革命，设想日后能够和其他邦国——不管他们施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以松散的邦联形式共存。这个方案的支持者就包括米兰籍教师、知识分子卡洛·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温和派的君主主义愿景背后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是文森佐·乔贝蒂（Vincenzo Gioberti），他于184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及文明方面的优越性》（Of the Moral and Civil Primacy of the Italians）的书，影响很大，售出超过8万册，用19世纪的标准衡量俨然是一本畅销书。该书仅凭书名就能成功吸引众多在外国势力统治下偷生的读者。对乔贝蒂来说，“复兴运动”——意大利“复兴”——并不等同于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拿破仑·波拿巴带来的法国影响并没有对意大利民族国家起到促进作用，相反，还破坏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发展。法国人实际上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伟大的人民，因为（乔贝蒂雄辩地指出）“法国人并没有创造力，他们连创造错误的能力都没有”。意大利的优越性不在于从别的国家引进的国家观念，而在于教皇，在于其赖以统治整个人类的宗教信仰。因此，乔贝蒂主张在现存的意大利各个邦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罗马进行政治统治和道德统治的联邦：这将使意大利成为“最国际化的国家”，这也是意大利在世界上应该享有的地位。 40 统一的共和国的愿景当然由马志尼表述，他在解释青年意大利党的目标时称：
青年意大利党信仰的是共和，追求的是统一。之所以信仰共和是因为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宿命，上帝和人性法则注定了它们的命运是建立平等的共同体，让人们相亲相爱。建立共和政府是确保实现这一愿景的唯一途径，因为一切真正的主权都在国家之中，国家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的唯一阐释者，它能够不断发展，永不止步……青年意大利党之所以追求统一是因为没有统一就没有真正的国家，没有统一就没有真正的力量。我们的国家周围都是强大的统一国家，都对意大利虎视眈眈，我们必须拥有战胜一切的力量。 41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同样有自由派和激进派之分，两派的分立在1832年汉巴赫节上显现得十分明了。庆典中，共和派演说家在迎风招展的黑、红、金三色旗帜下演讲，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建立民主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这吓坏了自由派。德意志自由派和意大利温和派一样，想要说服德意志各邦施行宪政、加入德意志邦联，邦联政权将确保公民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景，是因为坚信这是实现统一而又保证自由的最佳方式。一位巴登自由派人士有一段拗口的段子：“我想要的统一是在自由前提下的统一，在没有自由的统一和没有统一的自由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42 在自由派看来，激进派主张建立的统一的共和国将会把立宪政体和个人自由带入不确定的未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想把普鲁士支持的关税同盟（1833年成立，成员不包括奥地利）发展成比德意志共同市场略微紧密的组织。激进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歧是1848年意、德两国民族主义运动中最致命的弱点之一。
在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梅特涅起初也鼓励地方精英从事文学活动，鼓励他们探索人民的语言和民族的历史，因为这样似乎能够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无害的活动。 43 但结果表明他是在玩火，因为正是这样的文化生活让马扎尔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们产生了民族意识。这些民族意识迟早会在政治上表现出来。1848年，它们将会危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结构。灾难到来之前，梅特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对匈牙利自由派人士发难。出身贵族、身为律师的科苏特·拉约什曾入选1832—1836年的议会，随后他在自己的“议会报告”手稿中主张对匈牙利社会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手稿内容一度流传开来。科苏特于1837年被捕，遭到3年囚禁。但他没有屈服，继续发行自己的报纸《佩斯报》（Pest News）。报纸1841年创刊后持续发力，逐渐发展成为匈牙利革命中一股烈焰般的领导力量。为了制衡马扎尔人的反抗，1835年，梅特涅给予克罗地亚知识分子柳代维特·盖伊（Ljudevit Gaj）政府支持，扶持他出版《晨星报》（Danica），宣扬“伊利里亚理想”（Illyrian ideal）或南部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概念。但到了1842年，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也成了梅特涅需要担心的事情，于是他改变主意，不再向盖伊提供支持。
各个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主义思想可能都限制在几千个知识分子或异化的贵族和中产阶级范围内，但民众对保守秩序的对抗却是普遍的，这要归因于当时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也就是困难的经济转型带来的贫穷和混乱。从18世纪中期开始，持续的人口增长开始引发赤贫现象，这一问题一旦出现就再没停止。最终，工业资本主义将会激发经济增长，并将创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社会压力也将因此得到缓解。但对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些好处在1850年后才会显现，多数地区在19世纪最后25年才尝到甜头。1848年之前的几十年中，工业化的脚步实际已经迈开，它表现为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技术手段，并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赫尔岑和家人在1847年旅行时看到的欧洲大陆正处于转型的第一阶段，随后的几十年还会出现更快的发展。城郊工厂的烟囱冒着浓烟，日益拥挤的工人宿舍的烟囱也冒着熟悉的烟雾，两种烟雾混合交融。刚刚开始架设的电报线也出现在视野中，铁路轨道像蜘蛛网一样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火车以迄今为止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速度穿梭疾驰。
重工业的蓬勃发展为铁路和纺织业机械化（见证了西方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提供了支撑，这一现象只在一些孤立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英国、比利时、法国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德意志部分地区（特别是莱茵地区和西里西亚地区），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地区和维也纳附近地区。尽管如此，曾经从事小规模生产的工匠和手工业者依然感觉自己的生产技能和独立性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不但来自机械的使用，而且来自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包括妇女在内的没有技能或技能欠佳的工人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在更短的时间里生产更多同类产品，而传统工匠常常指责他们的产品质量不好。绝望让一些手工业者选择反抗。1844年6月，饱受英国纺织工业和新建的波兰工厂冲击的西里西亚人力织工发起抗争，反对商人压低手工产品的价格，从中谋利。4万多织工中有约3/4无力养家。工厂遭到劫掠，但劫掠行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随后，普鲁士军队插手镇压，军人进入工厂后杀害了10名织工。 44 此外，向工厂体系屈服的工匠和手工业者也发现为机器服务的生活毫无乐趣。工作节奏不再像过去那样舒适，而是要严格遵守钟表时间。对于家庭来说，煤气灯的出现可能是一个福音，但对欧洲工人来说，却意味着他们每天要在机器前工作14—15个小时——再也不能日落而归了。 45
当时工业化普及程度还不高，不足以创造出富有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他们也不将获取财富归因于大工业生产。当然，类似的资产阶级确实存在，但欧洲的中产阶级类型多样，距离以社会化形式联合起来的群体差距还很大。他们很多人是地主，常常只是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在法国，最富有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旧贵族相结合，组成了一个有1.5万人之众的极为富有的贵族阶层，他们左右着七月王朝的政治。在普鲁士，超过40%的土地由非贵族群体持有。在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这个阶层之下，有一大批小的资产所有者、专业人士、官员、商人，以及较低等级的中产阶级，如零售商和熟练工匠。中产阶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相关领域或政府却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所以中产阶级面临着以“受过教育的人过多”为表现形式的人口压力。正如一位法国讽刺人士所说：一定是出现了人口爆炸，因为“律师比败诉案件多20多倍，画家比画多，士兵人数超过了战争需要，医生数量也超出了病人的需要”。 46
因此，从社会层面讲，1848年保守秩序的崩塌是欧洲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现代化”危机。当时，这种转型还没有完成，不足以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首先就是要解决工匠、手工业者和农民面临的绝望窘境。欧洲一些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濒临马尔萨斯（Malthus）陷阱 ii ，许多农民在生死边缘徘徊，收成不好、饥荒横行时尤其如此。经营者把无地劳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因为农村劳工数量不断增加，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工作机会。从拿破仑战争到1848年，普鲁士无地农民转化为工人的速度最多达到了总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即便是拥有一些土地的农民也要为生计而奔命：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孩子后，每个人拥有的土地都会变少，土地的产出也会变少，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仅剩的小块土地卖给富有的地主。据估计，有10万普鲁士有地农民就这样加入了无地农民劳工大军。 47 在法国，同样的压力一样突出。19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人口数量就超过了农村粮食产量的承载能力，为了保证所有家庭的食物需求，粮食进口变得必不可少，而工人和农民对价格极为敏感，无力承担过高的价格。
中欧和东欧也存在农民受压迫的情况：俄国和奥地利统治的加利西亚还有农奴；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有一边被迫向地主缴纳沉重地租一边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做义务劳动（称为徭役）的农民；捷克农民一方面要支付政府税费和教堂征收的什一税，一方面要向地主支付货币及实物形式的地租，同时还要提供劳动。在承担这些的同时，农民还要表现出恭顺驯服：1848年以前，他们要把州郡官员称为“仁慈的大人”；尽管使用藤杖鞭打农民需要得到地区政府的正式许可，但地主可以随意使用拳头教训农民。 48 在俄罗斯帝国以外，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农民的境况应该是所有欧洲农民中最糟糕的。平均下来，他们一年中有超过1/3的时间在地主（常常是波兰人）的领地上服徭役。同时，他们还要承担政府强加的修路任务，用自己家的力畜运输物料。这就是农奴制，这种制度通过暴力手段得以维持。从1793年开始，政府不允许地主使用棍棒殴打农奴，但这一禁令几乎无人执行。殴打农奴的现象十分普遍，政府不得不一次次重复下达禁令，最后一次下达禁令的时间是1841年。一位波兰民主人士对自己的贵族同胞对待其乌克兰臣民的方式感到绝望：“在权贵眼中，农民不是人，而是牛；他们生来就是为自己的安逸生活服务的，就要被架上挽具，就要被施以鞭笞。” 49
与这些农民相比，工人的情况要好很多，但是他们也绝不是高枕无忧。工业的发展断断续续而非持续不断，“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出现时，价格会下降，贸易会萎缩，进而引发失业潮，点燃绝望情绪。1830年革命之前就出现过这样的危机。最严重的一次出现在1848年革命之前。即使在这样的危机周期之外，最穷苦的人的生活境况也让观察者感到震惊。农村地区的贫困意味着许多农民要么待在乡村忍饥挨饿——甚至有可能饿死，要么找机会迁移到北美（1847年危机出现时，约有7.5万人离开了德意志） 50 或进入城市。两条路都不好走。从事制造业比在农村劳动得到的收入更高，但相应的生活成本也更高。据估计，工薪家庭用在食物和饮水上的花销占到了总收入的60%—70%，剩下的很少的部分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衣物。 51 19世纪40年代，一些中产阶级慈善家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他们的研究显示，德意志工人的实际收入还不到他们过上体面生活所需收入的一半。有人指出，他们仅靠土豆和烈酒过活，生活水平还不及监狱里的罪犯，这一观察结果与布拉格的一项类似研究结果相吻合。在冬天，德意志工人无力购买御寒衣物，依旧穿着和夏天一样的衣服。
大小城市都涌入了大量贫困潦倒的人群，他们挤进原本已经十分拥挤的廉价公寓。廉价房的建设、卫生设施的建设、清洁饮用水的供应都没有赶上乡村贫民涌入城市的速度。看到半裸的孩童在肮脏狭窄的街道上玩耍，人们震惊了。这些孩童中，一半人活不过5岁，活过5岁的平均寿命也只有40岁。 52 1832年，一项针对法国北部工业城市里尔（Lille）的报告描述了赤贫工人的生活状况：“在地下室，在他们阴暗的房间里……空气从来不会流通，里面满是病菌，墙上黏满了污物……如果有床，也只是几片肮脏油腻的木板；或是潮湿、腐烂的稻草……家具破烂不堪、污渍斑斑，蛀虫随处可见。” 53 在巴黎市中心，贫民窟的居民平均每人只有约7平方米阴暗、肮脏、潮湿的生存空间。一家报纸这样写道：“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空间更狭小、人口更密集、空气更不健康、环境更危险、生活更悲苦。” 54 这些景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拿破仑三世令塞纳河（Seine）地区行政长官奥斯曼（Haussmann）男爵重建城市。他整治贫民窟，修建了法国首都宽敞、优雅、至今依旧十分有名的林荫大街。恶劣的居住条件、污浊的水源、遍布狭窄巷道的露天沟渠为霍乱提供了温床。1832年，这种可怕的疾病首次在西欧出现。城市的污秽景象让卫道士和改革者相信，城市是罪恶和犯罪的温床。1848年，柏林40万人口中有超过6 000穷人需要政府救济，乞丐4 000人，娼妓1万人，游民（无固定职业的人）4 000人。另据估计，还有1万人参与犯罪活动。这些生活在边缘区域的人口总数是普鲁士首都在籍居民数量的两倍。 55 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认为贫穷并非经济环境糟糕所致，而是由穷人自身的懒惰、恶习和愚蠢导致的，所以不存在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体系。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公共事业组织能够提供少许救济，但一般情况下穷人只能依靠济贫院或施舍物勉强维生，济贫院的救济和施舍物的发放并非国家组织的，而是教区组织的，所以这些都取决于地方社区是否愿意承担负担。除此之外，穷人就只能向私人慈善机构乞求帮助了。
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贫困问题，并出现了一系列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个术语在1832年由法国激进派人士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首次使用，他的思想为人所知是因为他的追随者主张优先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优先进行政治改革。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 Cabet）和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设想建立理想社区，消除财富不平等。还有一些“科学”社会主义者，如卡尔·马克思和昂利·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 iii ，试图分析社会，为未来社会描绘蓝图。贫困，以及存在一些人想要探究贫困问题并达成某些政治目的这一事实，极大地警醒了那些在社会革命中将会遭受损失的有产者。19世纪40年代，一位英国观察者毫不掩饰地发出关于汉堡民众的警告，称“糟糕的生活境况酝酿着对‘破坏’的病态渴求……生活富裕者的财产是破坏的目标”， 56 一系列严重的工人阶级暴力运动证明有钱人的这些心理恐惧并非杞人忧天。1844年——西里西亚起义发生的同年——布拉格棉花染色工发动起义，当局对城市失去控制达4天之久。最后，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Alfred Windischgrätz）将军率部粉碎起义，此举使得温迪施格雷茨臭名昭著，4年后捷克人民依旧记得他的恶行。
19世纪40年代中期经济极度困难，工人们被逼到了绝境。周期性的经济萧条遇上了粮食绝收，人们记忆中的那个黑暗时期可谓“饥饿的40年代”。危机在1845年变得尤为突出，随后，危机程度有增无减，直到40年代末才略显缓和。最大的悲剧在于，粮食歉收后，作为主要储备作物的马铃薯也没有收成。马铃薯被真菌感染，得了“枯萎病”，茎块变得跟腐烂的蘑菇一样。疾病蔓延了近乎整个欧洲，从爱尔兰到波兰无一幸免。爱尔兰的境况最为悲惨，枯萎病导致马铃薯大饥荒（Potato Famine），造成多达150万人死亡。德意志出现了食物骚乱和饥荒迁徙， 57 在法国，主要食物面包的价格暴涨了50%，这引发了人们对面包店的愤怒情绪，还造成了食物骚乱。此外，由于人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收入用在购买食物上，社会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工业和手工业部门失业加剧，情况危急。法国北部纺织业城市中的失业者比重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在鲁贝（Roubaix），1.3万名工人中有8 000人被解雇；在鲁昂（Rouen），为缓解失业灾难，人们承受了30%的降薪。 58 1847年，奥地利仅维也纳一处就出现了1万名失业工人，当时食物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政府也没有向穷人提供帮助，人们面临空前的灾难。祸不单行，帝国中的很多城市还暴发了伤寒。 59
1847年1月，一位普鲁士大臣在调查了这种深刻而又广泛的窘迫状况后写道：“旧的一年刚在匮乏中结束，新的一年又在饥饿中开始。精神的苦难和肉体的苦难让整个欧洲充斥着鬼魅的幻影——一个心中没有信仰，一个手里没有面包。两个苦难叠加交织，带来的定是不幸和灾难！” 60 人们对保守主义的反抗加剧了经济恶化，这是事实，并非保守派的臆想。民众的怒气很自然地指向保守秩序——自由派很快就利用了这一点。经济上的绝望往往在社会秩序精妙的外表下酝酿着威胁，现在，积聚的能量已经达到了极限，旧政权的政治体制已经难以应对。1848年的前几个月虽然短暂，却十分关键，民众的悲惨境遇与反对保守秩序的自由派长期积聚起来的沮丧、焦虑及反抗的愿望相融合。梅特涅统治下的欧洲，1815年是那样凯歌高奏，而且自那以后又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此刻却突然显得极为虚弱。自由派也嗅到了血腥的气息。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人们认为进行政治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连向来对旧秩序持审慎的反对态度的群体也认为即使不发动革命，也有必要进行改革。
在法国，民众对七月王朝的敌对情绪受到共和运动的煽动，发展成为议会改革运动，要求实现男性普选权。1840年以来，法国政权一直被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掌控，基佐的政治履历十分丰富，涉足过教育、内政和外交领域。但在1848年，他是一位施政有效的首相。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信仰新教，他还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他雄辩、聪明，同时又傲慢不羁。面对民众要求扩大投票权的压力时，他有一段有名的论述：想要参政权，先让自己变富有吧。公民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生活之外呢？这从一个事实上可见一斑，巴黎只有1/10的人拥有投票权，其他人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能通过报纸。换句话说，很多人有政治观点，但却不能直接通过议会制度发声。基佐毫不妥协的态度将七月王朝与公众意愿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1847年，政府反对者，包括共和派和“王朝反对派”（后者是指不希望推翻王朝，而是想取现任内阁而代之的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为了规避官方禁止政治集会的法令，他们在全国上下举行各种宴会。在这些大规模的宴会上，发言人会向与会狂欢者长篇大论地诉说改革的愿望。这类活动在英国看似无害，但在法国这样一个执政当局和公共舆论严重割裂的国家，它的效果是爆炸性的。 61 很多发言者广受群众欢迎，其中就有历史学家、诗人阿尔封斯·德·拉马丁。他的著作《吉伦特派的历史》于1847年出版，讲述的是1789年革命。书中的精神成了时代精神，书也跻身畅销书行列。1847年7月，在马孔（Mâcon）一场拥挤的宴会上，拉马丁伴着倾盆大雨向在场民众（恰巧也是他的选民，拉马丁是他们在众议院的代表）做了演讲。他提到了1789年的伟大革命，声称：“王室将会倾颓，这一点毫无疑问……在为自由而战的革命和为荣耀而战的反革命后，你们会看到有关公众良知的革命、无所畏惧的革命。” 62 拉马丁道出了不少民众对七月王朝的想法和王朝的宿命。
在欧洲其他地方，自由派反对派用行动试探了保守秩序的力量，有的行动结果悲惨。1846年，哈布斯堡加利西亚地区的波兰贵族试图将针对奥地利统治的爱国起义升级。尽管他们在公告中承诺释放自己拥有的农奴，但绝大多数乌克兰农民非但没有听，反而残害、杀害了将近1 200名波兰贵族，男人、女人和儿童无一幸免，同时他们还纵火抢掠了近400个领主宅邸。农奴所忠诚的依旧是哈布斯堡皇帝，据说，皇帝曾发布圣令，暂停十诫，允许农民合法地杀死自己憎恨的领主。 63 波兰这次运动的失败导致自由市克拉科夫被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是波兰独立事业中最后一支燃着的红烛，是这次反抗运动的中心。
对欧洲自由派来说，好消息是1847年瑞士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战争结束了。保守派们组成了“独立联盟”，梅特涅为其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但自由派依旧在斗争中获胜。1846年“自由”教皇庇护九世的当选激起了意大利民众的爱国热情。“皮奥诺诺”（庇护九世的昵称）读过乔贝蒂广为流传的书，他在罗马当权后立刻放松了审查，释放了所有政治犯，并承诺进行政治改革。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来说，他就是一个艏饰像，能够聚拢其他意大利所有的派别，能够在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统治的斗争中担当道德领袖，为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统一。1847年，梅特涅做出回应，加强了在费拉拉的卫戍力量，庇护九世随即提出强烈抗议。梅特涅的举动除了给庇护九世提供了展示其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机会外，没有产生其他效果，庇护九世在意大利自由派中的形象反而更加高大了。在意大利北部，反对派首先开展的是“合法斗争”（lotta legale），他们希望在不违反有关集会法令的前提下，向哈布斯堡争取政治改革。然而，梅特涅态度顽固，意大利爱国者不得不在放弃改革和诉诸革命之间做出抉择。在伦巴第，抗争运动的领导者是贵族，他们很少有机会在代表王权的朝廷及米兰政局中获得席位，他们成了城市中各种团体组织进行自由运动的中坚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模仿英国俱乐部设立的赛马俱乐部（Jockey Club），俱乐部有着严肃的政治和文化目的。
1847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另一个地方匈牙利，议会进行了选举，选举使得议会重新拥有了科苏特这样的激进自由派人士，议会开始愿意为解放农民和废除贵族税收优待而展开辩论。在奥地利，财政状况窘迫的君主于1848年3月召开了下奥地利 iv 等级会议。自由派人士对此次会议充满期待。自由派细心阅读着少数允许发行的外国报纸之一——《奥格斯堡汇报》（Augsburger Allgeneine Zeitung），悉心嗅探外部世界的新闻，他们还会在维也纳法律–政治读书会碰面。在德意志，1840年的反法战争（导火索是七月王朝罕见的一次武力威胁）依旧让人们感到恐惧，民族主义已经达到沸点，自由派团体组织成员急剧增加：1847年，“体操社”的分支机构达到250个，成员数量达到8.5万人；合唱俱乐部的成员也暴涨到10万人，1845—1847年间，其成员每年都在全国性节日期间进行集会。在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这些施行宪政的邦国，自由派开始展示他们议会制的力量。但要说自由派复苏影响最显著的地方，则非普鲁士莫属。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需要筹集资金实施一项他很中意的计划——修建铁路，但1820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君主在发起新的借款项目之前必须征求全国各领主的意见。因此，联合会议于1847年召开，参会成员选自各省等级会议。但这次集会变成了普鲁士自由派推动永久性立宪改革的平台，国王很是恼怒，于6月解散了会议。但是公众的兴趣却被点燃了，普鲁士议会问题和立宪改革问题成为全国上下的咖啡馆和社交俱乐部里的热门话题。9月，在健谈而又颇具鼓动能力的弗里德里希·黑克尔（Friedrich Hecker）和反叛贵族、素食主义者古斯塔夫·冯·斯特鲁韦（Gustav von Struve）的推动下，反对派激进势力与其他民主势力在巴登大公国的奥芬堡（Offenburg）会合。他们不再呼吁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是（在提出其他要求的同时）要求废除德意志邦联会议通过的所有压制性法律，要求废除审查制度，还要求成立德意志联邦民选议会。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包括立场坚定的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也做出回应，在黑森大公国的黑彭海姆（Heppenheim）组织了集会。他们建议把现有的贸易联合体——关税同盟转变为政治机构，并选举代表，表达人民的声音；假以时日，此举定会为德意志统一事业带来更大益处。
伴随着群众对保守秩序施加的压力，人们看到了各种暴乱运动对保守秩序造成的实质创伤，几乎所有人都期待着能有一场伟大的革命性的危机席卷欧洲。1847年中期，在罗马，一位神父在伟大的爱尔兰革命者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的葬礼上致辞时说道：时代正在酝酿“一场吞噬世界的革命”。 64 事实也正是如此。包括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内的一些人对革命都抱有极大希望。赫尔岑随后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1847年到达巴黎时做的一场“梦”，但他的“梦境”最后被证明只是幻觉，梦想如同镜子般破碎：
我……又被脑海中萦绕的各种事情带走了……一阵旋风搅动了所有的事情，也搅动了我，我不能自已。欧洲所有人都离开自己或温暖或冰冷的床，迈开了双脚——像在梦中游弋，寻找醒来的路……这所有的一切……是中毒的症状还是精神错乱的表象？或许是吧，但我一点儿也不嫉妒那些没有进入这场美妙梦境里的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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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匈牙利的主体民族。——编者注
ii 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这个理论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译者注
iii 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傅立叶、圣西门、欧文并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iv 包括今天的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