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休谟的经验批判终结了近代经验派认识论哲学，从而开始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终结，但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后终结则是由康德来完成的。沿着休谟开辟的怀疑论道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任务就必然是理性的批判，康德的知识论决定了其理性批判的基本内容，正是通过对人类知性与感性直观的批判，康德彻底否定了一切人类理智的形而上学，把知识完全限制在一切出现中，这也就否定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前提，从而在终结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同时，也堵死了近代认识论哲学一切可能的存在路线。
关键词： 休谟；康德；近代哲学；认识论；怀疑论
一 康德前近代经验派认识论哲学的终结
人类理性有一种总想超出感官世界的自然倾向，它决定人类理性最初的一切努力形成了形而上学最早也是最根本的本体论主题，它追问世界的本原，探究限定万物的本体，反思一切存在者最后的统一性。然而，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万物常新”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作为杰出的客观存在相对论与主观感觉相对论奠定了古代怀疑论的基础，古代怀疑论本质上是在众多皆似有充分条件的本体理论中因感到茫然无所适从的结果，它从相对的客观存在和相对的主观感觉出发看到了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与它对立，并且相信只要停止独断，就只能得到这个结论，从而彰显了古代无论是柏拉图理性派还是亚里士多德经验派关于本体断言的独断与虚妄。古代怀疑论认为“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它的目的是希望获得灵魂的安宁，为了确立人们悬而不决、不作判断的存疑态度，怀疑论充分揭示了“既不能从我们的感觉也不能从我们的意见来说事物是真的或假的。”[1]（P177）这样，怀疑论对古代本体论的实际否定就变成了任何关于本体的理论要想确证自身而必须首先摆脱的问题，但正因为如此怀疑论就帮助我们发现了古代本体论哲学无根的困境，具体说来，就是缺少对自身前提的追问，即没有向人们证明人类理性具有判断事物真假的能力，就去判断事物的真假；没有提供出来人类理性认识事物真假的可靠方法，就去认识事物的真假。这意味着，正是古代怀疑论为本体论哲学走出迷宫找到了“阿莉阿德尼彩线”——必须证明人类理性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必须找到人类理性认识事物的可靠方法，从而终结了人类理性最初的本体论主题，也决定了近代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主题，实现了人类理性由古代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的转向。
从形而上学的主题来说，认识论哲学无疑超越了本体论哲学，但从形而上学的逻辑来说，认识论哲学则是本体论哲学的继续，因为只有在充分证明了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及发现了人类理性认识的可靠方法以后，人类的理性认识才不会是独断的，由此本体论哲学才有可能摆脱无根的困境，运用人类理性的建筑术构建形而上学的大厦。如所周知，近代的认识论哲学一开始就是在经验派与理性派的两条道路上同时进行的，理性派从笛卡尔的我思开始，经由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最后到康德，尽管他们每位思想家的具体思想并不相同，但都以理性思维作为人类认识的基础，并且坚持只有人类的理性思维才能给我们提供必然性的认识。经验派则开始于培根，经由霍布斯、洛克、巴克莱，最后到休谟，与理性派不同，经验派从经验出发，坚持经验是人类获得认识唯一有效的途径，认为理性派哲学家的错误就在于“只从经验中攫取多种多样的普通事例，既未适当地加以核实，又不认真地加以考量，就一任智慧的沉思和激动来办理一切其余的事情。”[2]（P34）从而强调人类认识必须“依靠感官的那种闪烁不定、时明时暗的亮光，穿过经验的丛林，通过各种特殊现象向前迈进。”
然而，经验派认识论并没有在事实上带着人类的认识前进多远，最终发现经验派认识论困境的不是它的敌手，而是经验派认识论自身，具体说来就是休谟以经验派认识论为对象的怀疑论，它是休谟为捍卫经验派认识论路线对自身逻辑前提考察的结果。我们的理性如果离了观察和经验的帮助，那我们便不能妄来决定任何一件事情，也不能妄来推论任何原因和结果，因为关于理性的一切工作完全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这是所有经验派思想家共同的观念，也是经验派认识论的基础。休谟分析了经验派认识论依据经验进行推论的基本逻辑，把一切推论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各观念关系的称为解证的（Demonstrative），另一类是涉及实际事实或存在的称为或然的，指出这一切推论首先都依赖的是因果联系的逻辑，其次都借助的是比类的方法。休谟具体分析了所谓的因果联系，首先认为各物象间的因果联系本质上不过是人们思想中的一种联系，各物象间这种“必然联系”的观念所以生起，乃是因为我们见到在一些相似的例证中这些事情恒常地会合在一块，至于事情本身我们是无从得知的，因为经验“也只是教导我们，一种事情如何恒常地跟随着另一种事情，它并不能告知我们能结合它们，并使它们有不可分割的那种秘密的联系。”[3]（P61）其次休谟从西方“无不能生有”的思维逻辑出发，坚持不一样的事情是不能相互作用的，认为结果与原因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纵然人心极其细心地考察那个所假设的原因，它也不能在其中发现出任何结果来，同时，因果关系依赖的先验条件——在现在的事实和由此推得的事实之间必然有一种联系的假设——也是非自明的，因而论证了观念中关于因果联系的造作是完全任意的，不能对于我们的认识有多大的帮助。最后在休谟看来，根据经验而来的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因见到某件事情先于另一件事情就断言说，前一种是原因，后一种是结果，它们完全可以是任意的、偶然的，它对于认识事情本身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对于人生也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因为“习惯是人生的最大指导”。“习惯”或“惯性”（Custom or Habit）是因为任何一种动作在屡次重复之后，产生的一种偏向，它使我们可以不借理解的任何推论或过程，就再度来重复同样的想法和动作，它也使我们的经验有益于我们，由此我们就可以期待将来有类似于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就可以在当下呈现于记忆和感官的事情外知道别的实在的存在。这样，休谟就在实际上用习惯代替了因果联系，其实质则是取消了人类理性的因果律，因为基于经验的习惯只是人心的一种偏向，它只是任意的、偶然的，并不说明事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至于比类也就是认识论类推的方法，它是人类理性基于经验对不是当下呈现于记忆和感官的事情进行认识的基础，休谟认为“关于实际的事情，我们所有的推论都建立在一种类推上，根据这种类推，我们在一种原因出现时，就来预期有一种事情发生，”[3]（P93）例如关于神的世界的观念，就是人类理性拟人化的结果，神的世界实际上就是圆满化的人的世界。但是正如我们对于神的世界的认识是虚妄不实的一样，休谟认为由于作为比类的先验假设——“将来和过去相似，相似的能力将来会伴有相似的可感的性质”——是非自明的，那么基于经验的比类认识方法也是不可靠的。
休谟坚持经验派认识论的结果是消解了经验派认识论的逻辑前提和发现了经验派认识论比类的方法并不是可靠的，休谟的怀疑论就这样产生了：“凡不呈现于我们的外部感官或内部感官的任何东西，我们对它既不能有任何观念，”[3]（P68）从而揭示了经验派认识论哲学在认识论范围内无法摆脱的困境，至此，休谟就从经验派认识论哲学内部结束了经验派的认识论哲学，开始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终结。
二 康德对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终结
休谟作为经验派认识论哲学家实际上完成了对经验的批判，沿着休谟开辟的怀疑论道路，康德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对理性的批判，“康德认为，一直到现在为止，哲学是独断的：它往前进行而没有预先批判它自己的能力。现在必须批判，或开始不偏不倚地考察理性一般的能力。”[4]（P433）并指出只有“用为形而上学导论或前论的理性的批判，才正当地构成在严格意义上可称为哲学的东西”。由此，理性的批判就构成了康德的全部哲学。
康德所以要把理性的批判作为其全部的哲学，一方面是哲学史逻辑发展的结果，它旨在克服休谟的怀疑论与以往哲学的独断；另一方面则是由康德所谓的哥白尼想法决定的，哥白尼在解释天体运动时发现，按照天体围绕着观察者而旋转的假定不能在解释天体运动这个问题上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所以他就试着让观察者旋转而让天体静止来看能否取得更好的成功，同时，源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由于一次突然的革命而取得成功的启示，康德发现人们一向关于“一切知识必须符合于对象”的假定无法帮助我们使用概念在验前建立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以扩大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这一切都引诱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做出“认为对象必须符合于我们的知识”的尝试，正是这种尝试使理性的批判占据了康德哲学的全部位置。康德进行理性批判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克服休谟怀疑论处理掉一切形而上学的危险，表明人在数学与物理学中取得知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克服以往莱布尼次-沃尔夫派的独断论，说明人不能在形而上学中有关于超越感性的东西的知识，由此康德对我们验前认知能力的演绎就产生了对形而上学的全部意图来说是极其不利的结果，康德指出“我们不得不作出这个结论：即我们永远不能超出可能经验的限度，虽然那正是这门学问所最想获得的成就。”并且经验限度内的认识“只和出现有关，至于事物本身则一任其本身作为实在的事物，可是却为我们所不能认知。”[5]（P19）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有任何关于“物之在其本身”的知识，我们所能有的只是在它是感性直观的对象这个限度之内、在它是一种出现的这个限度之内的知识。
什么是知识？知识如何可能？对知识的探究是康德理性批判的基本内容，康德的怀疑论就是这种探究的结果。在康德看来，所谓知识首先必须具有必然性与严格的普遍性，同时知识还必须具有客观的实在性，由此认为“我们的知识是从心的两个基本来源发生的：第一是接受表象的能力（对于印象的感受性），第二是通过这些表象而知道对象的能力（概念[产生]的自发性）。通过第一种能力，就有对象被给予我们，而通过第二种能力，就有对象在其那表象的关系上而被我们思维（那表象只是心的一种纯然确定）。所以直观与概念就构成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5]（P91）直观与概念是完全不同质的两种人类理性，直观关乎知识的客观实在性，而概念则关乎知识的必然性与严格的普遍性，但是对于知识的存在来说，直观与概念又是互为条件的，因为无论是只有直观没有概念，还是只有概念没有直观，知识都不会可能。康德的知识论决定了康德进行理性批判的基本方向，即对决定知识的必然性与严格的普遍性的知性的批判与保证知识的客观实在性的感觉与知觉的批判。
在康德看来，知性是人类心灵的一种能力，也即一般的理性，它“不只是通过出现的比较而订出规则的一种力量”，而且它本来就是“自然的立法者”。因而，知性就在两种意义上存在，一方面，知性作为自然的立法者，它是人类经验的前提。设若没有一综合的、能思维的人类心灵即知性或理智，经验就是不可能的，因为现象的秩序与事物的联系只有在空间与时间的存在中才是可理解的，而空间只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基础的必然的、验前的表象”，时间则是“内部直观的实在形式”，它们都不是一个由任何经验得来的经验性概念，它们是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也即知性纯粹验前的形式。同时，康德的批判还表明，如果没有概念，就不可能有条理分明的经验，经验是依赖于概念的，否则一切直观与出现都只能是呈现于当下的，这就意味着，经验只能存在于概念中而不能在直接的直观中，而概念是涉及知性的，因为概念是人类知性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康德认为“虽然我们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但却不能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发生出来的。因为很有可能，甚至我们的经验性的知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得的和我们自己的知识能力（感性印象不过是其机缘）本身提供出来的东西这两者组合而成的。”[5]（P35）这表明，感性直观只供给我们知识的材料，只有知性通过概念进行的判断才供给我们可靠的知识，因为感性直观只告诉我们事物的“什么是什么”，而并不告诉我们“什么只是什么而不能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感性直观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达到无可争辩的证明而不能供给我们知识，知识只能是人类知性思维的结果，正是因为知性才不单使人类有经验的可能，同时也才使人类有形成知识的判断的可能，我们是在知性的概念中而不是在直接的直观中思维，因此，知性作为人类的验前能力实际上是知识的前提。
“知识和对象发生关系，无论在什么方式上或用什么方法，其直接的关系是通过直观的，而一切思想都是从直观取得其质料的。”[5]（P61）知觉和概念构成人类一切知识的要素，在康德的知识论里，感性直观和知性是构成知识的两种不可或缺的能力，并且是互相补充的，没有知性的概念，作为感性直观的知觉就会是盲目的，而没有感性直观的知觉，作为知性的概念就是空洞的，因而，对感性直观能力的批判就成了康德理性批判另一重要内容。感性直观对于知识的意义在康德看来首先就在于它是人类一切思想质料的来源，人类就是通过知性以感性直观的知觉为对象进行思维来获得知识的，这意味着知识是人类理性的目的，作为感性直观的知觉是人类理性的对象。此外，康德认为“如果知识要有客观的实在性，即要和一种客观事物有其关系，同时又要获得这种客观事物的意思与重要意义，那么客观事物就必须能在某种方式上被给予出来。否则这种概念就是空虚的；通过这种概念我们固然有所思维，但是在这种思维中我们其实一无所知；我们只是玩弄表象而已。”[5]（P199-200）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的客观实在性的条件，它并不能由理性来提供，而只能由对事物的感性直观来保证，由此，康德就向我们证明了知觉或者说感觉作为事物的被给予性也是以知识客观实在性的条件存在的。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完成对康德整个知识论图型的说明，因为我们只是看到康德关于知觉与概念构成一切人类知识要素的论证，关于知识的性质及知识存在领域的结论，是存在于康德对知觉与概念的如下考察中的。康德继承了近代理性派哲学自笛卡尔以来纯粹概念与感官知觉绝对不同、或者说异质的传统，但他既不同于斯宾诺莎对上帝实体的悬设、也不同于莱布尼茨预定和谐的单子论，而是用处于纯粹概念与感官知觉之间并作为中介的先验模式来解决二者的结合问题，认为先验模式既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性东西，同时又可以感觉，通过它就可以联系纯粹概念与感官知觉，具有必然性、严格普遍性与客观实在性的知识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康德并不因此就承认知识存在于人类理性的一切领域，人类理性也并不因此就可以随意翱翔，照康德看来，物之在其本身就是人类理性不能达到的领域，“我们不能有任何作为‘物之在其本身’的对象的知识，而只在它是感性直观的对象的这个限度之内，就是在它是一种出现的这个限度之内，才有这种知识……所以结论只能是，理性的一切可能的思辨知识都限于经验的对象。”[5]（P23）这就意味着康德把人类理性严格限制在作为物之在其本身的出现领域。对此，康德同样是通过对人类理性的批判来完成的。首先，康德认为知性或理智不同于知觉或感觉，知觉或感觉是直观的，它是推论的，我们没有理智的直观，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象知觉或感觉直观事物那样，用心灵的眼睛面对面地看到事物，从而去直观物之在其本身，“理性作为知识的某种一定的逻辑形式的能力来考虑，乃是推理，即间接判断的能力。”[5]（P340）它只供给我们必然性的与严格普遍性的东西，而不给我们提供客观实在性的观念，根据康德的知识论，理性也就因此不能给我们达到关于物之在其本身的知识，它必须借助于感性的直观来完成理性的高远目标。然而，康德对感性直观的考察对于理性为物之在其本身的努力也是根本性的打击，“感性世界所包含的无非是出现，而出现是纯然表象，这些表象又总是在感性上受条件限制的；在这个领域内，物之在其本身永远不是我们的对象。”[5]（P511-512）这里康德一方面说明了感性直观的对象，即它不是物之在其本身，而只是物之在其本身的出现，康德指出经验性知识的错误就在于总是把其本身原来只是出现的东西，当作“物之在其本身”来对待，实际上物之在其本身可能是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勿须知道，因为除了在出现里，事物是永远不能来到我们面前的。另一方面康德说明了出现并不存在于自身之中，就主体具有感官来说，出现只是对于它们所依附的主体存在的，也就是说，出现本身是不能存在的，它只能存在于主体里面，“对象之在其本身而且离开我们感官的感受性，它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我们所知道的无非是我们知觉这些对象的方式。”[5]（P81）由此，康德通过对人类验前知性能力的考察和对感性直观的分析就把人类理性完全从物之在其本身的领域中赶了出来，而仅使其在属于出现的地盘上活动。
现在我们可以从康德的知识论中得出结论，即就形而上学来说，我们是可以有数学与物理学的知识的，因为它们都以经验性的直观为基础，从而就克服了休谟怀疑掉一切形而上学的可能，但是，对于超越一切出现的物之在其本身即任何未被知觉的东西，是不能有必然的、严格普遍的和客观实在的知识的，因而我们就不能有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从而又克服了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独断的形而上学。而康德克服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独断形而上学的实际是对古代即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克服，因为康德的理性批判拒绝了物之在其本身知识的可能，而对物之在其本身即本体的知识正是古代形而上学的目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又终结了作为古代本体论哲学之继续的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它是以人类理性能对物之在其本身的认识为前提的。
三 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后终结
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终结是由休谟的怀疑论对经验派的终结开始的，康德则沿着休谟开辟的怀疑论道路终结了理性派的认识论哲学，从而最后把近代的认识论哲学送进了以往哲学发展的历史。
理论的发展通常是以两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一种是通过完成自身任务的方式来进行的，另一种则是通过消解自身合法性的方式来进行的，它或者完全消解问题本身，或者进一步引起对问题合法性的论证，即由对问题本身的探究到对问题前提的反思与追问。前者一般说来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式，而对于哲学来说，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以第二种方式来终结自己，并且它的结果不是完全消解哲学自身的存在，它的结果是为了实现自身而引出实现自身的前提问题，即对自身前提的反思与追问，从而就形成了哲学发展史上哲学主题的转向，这就使哲学的发展往往表现出与其它科学发展不同的逻辑，科学的发展表现为对目标不断接近的逻辑，哲学的发展则表现为对目标越来越远离而深入前提的逻辑。古代本体论哲学的终结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的，它导源于古代怀疑论怀疑的结果要求本体论哲学的发展必须论证自身所以可能的前提，即“本体论是否可能”以及“本体论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认识论的问题。
“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不过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它把中世纪所突出的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的差异发展成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经验派与理性派分别继承了古代实在论与唯心论的不同传统，以两种不同的原则承担着消除这一对立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经验派与理性派实际上代表着近代哲学在解决认识论问题上的两条不同路线，这就意味着，近代哲学的终结必将从反思这两条认识论路线的合理性来进行。休谟首先反思了作为经验派认识论基础的经验，通过对因果逻辑与比类方法的分析证明了经验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的习惯或者说惯性，不过是一种动作经过屡次的重复以后在人心产生的一种偏向，它并不能提供各物象间某种必然的或普遍的联系，经验基础上的比类方法也只是以基于人心的一种或然性假设为假设必然的前提而进行的推论而已，从而挖掉了经验派认识论的基础，终结了经验派的认识论路线。不过近代的认识论哲学没有因为休谟对经验派认识论路线的终结而结束，因为它在另一条路线上还继续存在着。但休谟怀疑论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它挖掉了经验派认识论的基础，“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真正说来，康德哲学是以它为出发点的。”[6]（P203-204）在休谟开辟的怀疑论道路上，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说明了我们的理智没有直观，它用先验模式联系感性直观来获得知识，但是感性直观所知觉的只是物之在其本身的出现，而不是物之在其本身，人类理智就这样被康德完全限制在经验的世界中，认为经验即现象是人类知识的唯一对象，据此，“自柏拉图以来通常将认识对象分为现象和本体的这种作法便失去了意义。”[7]（P750）康德因此也在实际上消除了作为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前提的假设——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的对立，虽然他还是悬设了物之在其本身的存在，但这种存在并不对我们的认识有意义，因为无论是理智的直观还是感性的直观都不能以它为对象获得必然的、严格普遍的和客观实在的知识，从而就终结人类理智的形而上学，也结束了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派认识论哲学。
康德对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终结就真正结束了西方近代哲学，因为它标志着近代认识论哲学最后的无路可走，如果不对自身的前提进行反思与追问的话。正是康德的这种终结催生了所谓语言哲学与存在论哲学的西方现代哲学的转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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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4.P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