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后期，帝国边境的“蛮族”部落依靠亲兵制度组织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捣毁了西罗马帝国。以公元476年，日耳曼族首领奥多阿克活捉并流放了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为标志，西欧历史进入了中世纪。
但崛起于西罗马帝国废墟上的蛮族王国，却难以依仗原有的亲兵制来巩固帝国的统治。为此，法兰克王国在“缺乏资金维持”官僚制度、法院以及军队给养的情况下，“当时选择的办法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于是发生了著名的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采邑制改革。而英国的采邑制则肇始于威廉的诺曼征服。威廉在征服英国后推行大陆的分封制，分封170多个直属封臣，直属封臣有直属骑士4000多人。它沿袭的依然是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机理。
采邑是一种以服一定的义务，主要是以服骑兵兵役为条件而受领的终身享有的领地。查理没收大量的教产，分赠给大贵族——公爵和伯爵，以确保他们提供给国王所需要的装备良好的骑兵。这些大贵族又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土地给中等贵族——男爵和子爵；中等贵族也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再分封给小贵族，这些采邑都是以服骑兵兵役为条件的。这样，层层的分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贵族集团，骑士制度便是建立在这种采邑分封制之上的贵族军事制度。从狭义上讲，骑士制度是一种军事制度；但从广义上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它还包括了“贵族军事集团内部成员的相互关系、行为规范、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采邑分封，查理·马特组建了骑兵队伍，并于733年在图尔城附近的普瓦提埃战役中打败了穆斯林的军队。从此，骑士的名声大振，在以后的中世纪岁月里，直到“百年战争”中拥有庞大弓弩分队且纪律严明的新型军队出现为止，“骑士”均被看作是战争的决定力量。
骑士制度的衰落
骑士制度产生于8世纪，并于10、11世纪在西欧普遍确立的骑士制度，经历了11世纪末叶至13世纪中期的黄金时期，于13世纪末14初世纪开始衰落①。骑士制度的衰亡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的，从
13世纪末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到16世纪骑士制度的全面衰退，其过程非常缓慢，而且西欧各个地区骑士制度的衰落的时间也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在资本主义发展越早越迅速的地方衰落的越早。
关于骑士制度的衰落，倪世光先生在《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中从军事角度系统地考察了骑士制度衰落的原因。从事军事活动是中世纪骑士最重要的社会职能，骑士在军事上的重大作用使其对中世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中世纪后期，西欧战争中新型武器的出现、军队中步兵革命、与雇佣兵的大量出现都严重动摇了骑士在中世纪战场上的地位，加上骑士自身沉浸于华丽的比武游戏中，军事能力严重减弱，战略战术思想严重落后于时代的需要，最终导致骑士在战场的惨败，政治地位也随之衰落，骑士在隆隆的火炮声中退出历史的舞台②。
本文试探讨中世纪西欧经济领域内的一系列变化对骑士制度衰落这一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
12、13世纪西欧社会经济的变化
1、商业的复兴
西欧中世纪社会是封建社会，其经济形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西欧的商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发展和壮大起来，为14
世纪至15世纪封建主义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在西欧中世纪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货币的作用极为微小，商业的范围也极为有限。当时，封建庄园是西欧封建主榨取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庄园中，农业和手工业尚未分离，封建主和农奴的绝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都可以从庄园中取得，只是如盐、铁、染料之类庄园不能生产的物品才用货币向商人进行购买。这种偶然性的交换完全谈不上是一种商业行为。至于商人，则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和犹太人的行商，还有一些贩运手工和农业产品的本地的商人。
到11世纪末，这种情况大大改变。西欧各国经过几百年的生产实践，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农业上“三圃制”已广泛取代了“二圃制”，使得土地利用面积从原来的二分之一扩大到现在的三分之二，增加了产量，又使土地肥力得以恢复。风车、水车的使用提供了新的动力来源。再加上西欧自10世纪以来开始的垦殖运动，使农业生产发展获得巨大进步，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正如布瓦松纳所说：“它有助于把一直为东方所拥有的经济霸权转移到西方各国手中，并使它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甚至比罗马时代的繁荣更甚。①”也正是这种繁荣奠定了商业复兴的物质基础，给商人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由于粮食生产的增多，一部分能工巧匠可以到交通便利之处进行生产、销售，使原先为领主贵族和自家生活需要而生产的手工业变为为市场需要而生产的手工业，这样就促进了商品交换和商业的发展。这样，欧洲的经济得到了缓慢的发展起来，商业贸易逐渐恢复。
当时正在进行的“十字军东征”（1096~1270）使贫穷的欧洲人接触到了东方富裕的物质文明，刺激了西欧封建主对精美的装饰品和奢侈品如香料、染料、宝石、丝绸、锦缎等物的需求，一些商人开始从事东方与西欧间的远途贩运。一些封建主为了购买来自东方的商品，不得不把自己庄园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以换回购买东方商品所需的货币，中世纪的西欧由此逐渐地被卷入了商品货币经济的漩涡，商品经济从此不可扼制地势头蓬勃发展起来了。地中海区域又一次成为重要的贸易区域，从而促进了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的出现，随后几大贸易区和西欧乃至全欧各国的商业往来开始繁荣起来。
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着西欧商业在12、13世纪得到迅速的发展，市场也越来越多。西欧许多著名的城市在这一时期都建有集市，其中以法国东部的香槟市集最为著名。这种市集标志着西方商业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随着西欧商业热闹繁荣局面的出现，各地的大商人为了自身的财产安全组成商人工会。12世纪初，佛兰德尔南部17个城市的商人建立了汉萨同盟，长期控制北欧地区贸易，又使还诉诸战争，说明其势力之强。商人组织的建立也放映了当时西欧商业贸易的兴旺。
2、西欧城市的兴起与市民阶层
自罗马帝国晚期起，欧洲便持续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先是几百年连续不断的“蛮族”大迁徙，之后经历了8至9世纪查理曼帝国短暂的安定和繁荣，随后又陷入了查理曼子孙间的内战并遭受了来自马扎尔人、维京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在这种战乱频繁、贸易中断的混乱局面中。除了意大利南部和威尼斯外，西欧各地的城市几乎完全绝迹①。
如前所述，在十一世纪随着西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复苏，早期地区间远程贸易的供求关系，使商人们在王室和教俗贵族的城堡周围、交通要道和寺院围墙下等地设立货栈和居住地，这些商人的聚居地时常就成为了一些临时的市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市集发展为常设性的中心，伴随商业活动而来的衣食住行等日常需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谋生②。同时为了抵御地方封建主的侵扰，商人们开始在自己的居住地周围修建了各种形式的城垣。这样，一种以独立区域空间——城市得以初步形成，成为手工业和商业的集聚地，并为农民提供了可能的落脚地和就业场所。早在十一世纪末叶，英国的城市总数已超过80，到十三世纪时则达到了166个，到1307年又激增到276个。
在中世纪的城市中，从事各类非农业产业的人往往以行业为中心组成行会。最早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尤其是抛家别口在异地经商的人)组成的行会一般称作“汉斯”或“汉萨”( Hanse）,而那些手工工匠们的行会则称为“基尔德”（Gild）。无论是“汉斯”，还是“基尔德”
，这些行业公会的成员都以不同于乡村地区“领主—附庸”式封建关系的方式来组织相互间的社会与经济生活。
当西欧城市逐渐达到城墙环绕的一定规模时，所有居住在城墙里而的人最初都被统称为“
市民”(Bourges)①，原义即是“城墙内的人”，它包括所有享有公民权利的城市居民：商人、工匠、律师以及逃离庄园的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农奴。但后来城市居民逐渐分化，财产愈益悬殊。一方面形成了富商和富裕手工业者阶层，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平民群众。包括帮工、学徒、日工、破产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在13世纪中后期以后，“市民”一词，已经失去了从前的含义，仅指富裕市民而言。
这些按现代标准都还算不上真正城市的实体却对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它们使庄园式的农业经济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日益减小，从而不断削弱了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另外它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封建王权，并孕育着崭新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和市民阶层在封建主义政治秩序的框架内悄然生长，其微弱但坚定的推进步伐逐渐撼动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基石。
3、商品经济的繁荣，庄园制的衰落
如前所述，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和城市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必然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在中世纪发展阶段的初期，庄园领主尚满足于用自己自领地（有的称为自营地、自用地）上所产，来满足自己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和奢侈生活需要。农副产品除了自我消费外，剩余的拿到市场上出卖，以交换较高档次的手工业制造品和奢侈品。因此，将农奴召唤到自领地上来干农活，是西欧各地庄园领主一个最普遍的做法。而在城市兴起，商品交换扩大后，封建贵族需要大量货币，以便从市场上购买琳琅满目的精美工业品和东方运来的奢侈品。另外他们还要用货币来雇工经营自营地，以摒弃农奴的懈怠劳役。这样，封建领主为了直接得到更多的货币，便把庄园中原所实行的劳役地租普遍改变为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同时，领主们还允许庄园农奴用金钱赎取人身自由。
十二世纪后期起，货币地租在西欧日渐推广，逐渐取代了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英国在
13世纪已是货币地租占优势，劳役地租比例最高的是东部诸郡，但也只占39%，中部和南部则下降为23%—24%，西部更少，而肯特、约克、诺森布里亚诸郡则几乎没有劳役了①。
在货币地租形态下，地主只要求农民按照规定缴纳一定的货币额，而不管农民的货币是怎样得来的。农民为了交纳货币地租必须出卖部分农产品，从而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纳入商品流通市场，使自然经济转化为小商品经济。许多农奴也逐渐转化为小商品生产者。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凡是货币关系排斥人身关系和货币贡斌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中继续存在着古老朴拙的自然经济，但已有整个地区……农民都向主人缴纳货币，而不是徭役和实物租了；在那里，主与奴都已经向变成地主与佃农迈出了踏实的第一步，因而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农村中也丧失了它的社会基础。”因此，可以说货币地租出现和发展就是农奴制的崩溃和庄园制经济瓦解的过程。当14世纪进入尾声之时，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庄园制、以农奴服役劳动为基础的庄园经济也就彻底瓦解了。
三、骑士在社会经济方面地位的下降
1、骑士制度经济基础的动摇
骑士制度的物质基础是军事采邑，骑士制度的一切内涵都是以它为基础展开的。骑士的采邑又称骑士领或骑士封地。“承担为一个骑士的家庭提供养护费义务的一处采邑就被称为一个骑士的封地”③。采邑为骑士的存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一名骑士的全副武装，再加上他平日和战时的各项需求和耗费，所需的经费大部分来自封君所给予的土地。
最初，这些军事采邑是以终身为限的，不得世袭。然而在11、12世纪，军事形势更加有利于骑士阶级，因为领主有赖于他们去装备服兵役的骑士。所以，封臣能够坚决主张他的后嗣继承他在采邑上的利益和权利。这种权利是通过一种所谓“被占继承土地收回之诉”的特殊令状逐渐推开的④，到 11世纪之后军事采邑实际已经变成了一种世袭的财产。
封建领主本想通过采邑的世袭占有巩固骑士对领主之间的附庸关系，使骑士家族世代效忠，可事实上历史的发展却与这种愿望背道而驰，采邑从终身制到世袭占有所带来的土地分割继承、土地转移买卖都使骑士与领主之间的依附关系松弛，骑士制度内部的组织关系紊乱。
首先是采邑被世袭占有后随之而来的继承问题。由于军事采邑被视为不可分割的财产，骑士或以军役为条件领有土地者，只能由长子继承。但随着封土日益转变为可以自由处分的私有财产，直接领主则日益要把它在其继承人中间分割继承。于是，在实际情况里，采邑通常在几个继承人之间分割继承，不仅长子之外的继承人可以继承采邑，女性继承人也可以继承采邑，其丈夫代行采邑规定的义务。
与骑士采邑可以由骑士后嗣继承相伴随，西欧封建主之间的土地买卖随着商品经济关系的发达而日渐发展起来。11世纪开始，西欧封建主掀起十字军运动，许多贵族、骑士纷纷准备出征东方。这必须要有一大笔钱，专备马匹武器，准备旅费等等。
由于筹措旅费不足，不少封建贵族抵押、出卖地产。1189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法国贵族安德烈把他的封土以60里佛尔为代价抵押给了墨勒森修道院，罗伯特把他的一块土地抵押了10里佛尔，而热拉德则把自己的土地卖给儒勒修道院，得到了10里佛尔和一头牛。许多发了财的商人也买土地。
1203年，法国贵族努里以其土地抵押给犹太商人借钱，他死后，其子被迫出卖土地以偿还债务。
1220年左右，土鲁斯的一个商人买了省赛宁修道院在某村的全部土地以及上面的32户依附农民。1265年，一个克吕尼商人以出借800里佛尔为代价，从勃艮第公爵处取得一块封土，包括城堡以及其上面的司法权、统治权。
其次，从十一世纪开始，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也频繁起来。十字军东征期间十字军东征时，由于需要金钱置备武器、行装，贵族们大量出让封土。据统计，1066—1327年间210个英国男爵领，只有36个能维持其男系达两个世纪以上；12、13世纪时，贝德福德郡世俗的67个庄园易主，其中49个是出卖的，11个庄园因没收而更换主人，7个是由于继承而转移的。
这样，封土制所形成的封建地产渐渐失去原有状态，骑士制度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骑士制度内部的封建关系遭到破坏。采邑本是为了保证封建主能征召到供作战用的骑兵才实行的，是领主与骑士之间的君臣关系的纽带。骑士的土地都与一定的军事义务相联系的，从其封土地性质来说，它要求完整地继承下去。因为封受封土是以一定义务，尤其是军役义务为条件的。
一方面，如果骑士转移了部分封土，那么很可能他的义务不能完整履行。因为土地的分割使本该由一个人承担的役务变成几个人承担，而在不同的伙伴之间进行役务分配很难使每个人都满意，从而造成义务履行上的混乱。而且，原来的地产足够支付一个骑士及其随从的花费，那么被分配的土地将不足以养活新的持有者，造成骑士武装简陋，或被迫另谋生路；如果他全部转移封土，则新的代替者也不一定愿意履行其军事义务①。
另一方面，领主常常不能确定自己最终的臣属，很难征调到足够的骑士为之服役。一名骑士在宣誓效忠过一位领主之后，有可能因继承或购买了一处采邑而成了另外一位领主的附庸，从而导致了大量一仆数主的情况出现，领主对骑士的控制力被削弱。因为效忠多个领主的骑士不会认真接受领主管辖，因为其义务往往会发生冲突，效忠行为也成为了一种表面姿态。到中世纪后期，领主已经很难召集到足够的骑士来服军役，召集到也只是一支漫无纪律、不能统一指挥的队伍。
2、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对奢侈品的追求造成骑士阶层贫困化
一名骑士是一名装备精良的重装军人，这就决定了骑士必须是富裕之人，装备一名骑兵的费用是极其昂贵的。在公元8世纪，其价值相当于15匹马或约23头公牛。761年，一个名为艾森哈德的小地所有者仅为了一匹马和一把剑就卖掉了所继承的遗产。一名骑士不仅需要战马、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一个有闲暇时间的人协助骑士从事必要训练。因此，维持一名重装骑兵的代价是高昂的。
而采邑是骑士收入的主要来源。庄园只能提供农产品，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中世纪早期，骑士的战马、装备以及生活所需都可以通过农产品换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提高，骑士们的盔甲、武器日益精良，其价格日渐昂贵。土地调查册时期，英国的一匹战马的价格是一镑，而到两百年后，一匹战马的价格已经涨至40—80镑②。如果是一匹血统纯正、奔跑速度快的战马，价格也将更加昂贵。14世纪时，米兰制造的一付普通盔甲的价值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万三千至一万四千美元的小麦①。
加上城市兴起之后，奢侈品品种增多，受宫廷奢华之风的影响，骑士也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和讲究排场。在中世纪，衣着是将贵族和平民分开的主要标志，是贵族身份、财富的重要象征。于是，我们看到在15世纪的德国骑士在华丽的服饰上面过度挥霍，并为之负债累累。加之，慷慨在骑士美德中，一个骑士应该慷慨大方、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而且对负债累累满不在乎，如果他坐这些事情越奢侈越惊人，那么他就越能得到人们的称赞。有的骑士要求其厨师用昂贵的蜡烛而不是木材来为自己烧饭；还有的骑士为了引人注意竟把自己的30匹马用火活活烧死。后来甚至发展到连盔甲和武器也不例外，都是从米兰和南德长途贩运而来的，有的甚至专门定做华贵盔甲②。如果在佛兰德制造出款式新颖的盔甲的话，那势必会在全欧洲迅速流行，因为骑士们在战场上与敌人对阵时，最无法忍受的就是被对方蔑视为“乡下骑士”，所有的这些都使骑士在中世纪后期的消费水平扶摇直上，对他们的财政产生巨大的压力。
而与此同时，因为物价不断地上涨、货币不断地贬值，骑士们的实际收入却在不断的减少。如前所述，骑士制度的经济基础是采邑制，而采邑又是以土地为主的，骑士们主要收入都是来自于土地。因此当骑土采邑地上的劳役地租折算为货币地租之后，他们在土地上所取得的实际收入便因货币的不断贬值而急剧的减少。最初在折算货币地租和收取农奴赎身金的时候，一般都采取了固定租额，赎身金则是一次交清。法定的租金标准“从一开始就是既不能增加也不能降低，自始至终保持不变”③，因此大多数庄园的货币地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保持着稳定。据统计，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这段时期，在英国27个庄园里只有4个庄园的货币地租额增长超过10%的。整个西欧的物价都在迅速而持续的上涨，英国在1180年至1220年间物价急剧上升，在整个l3世纪物价则上涨了两倍多。这样一来，领主们收到的货币额是基本不变的，但货币的购买力却越来越小，布洛赫曾作过一个比较：在法国普瓦图，1里佛尔的购买力，在路易十一时代约相当于布洛赫自己所处的时代的285法郎；在亨利二世时代，跌至135法郎；到亨利四世时代，只相当于65法郎，一个半世纪贬值了四分之三④。
一方面是庄园收入的缩减，而另一方面是价格的普遍上扬，而高昂的军费再加上奢靡的生活，骑士阶层贫困化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趋势。根据理查德·巴伯的研究:“尤其在13至14世纪时，大部分贵族，尤其是普通的骑士逐渐贫困了”①，因为成为骑士的费用巨大，无力负担，“人们可看到普遍推迟‘骑士授爵仪’的趋势”②。
骑士阶层普遍贫困化直接带来后果之一就是骑士们无钱购置他们所需的装备，或者只能购买质量较差的装备。那些根本没钱购置装备的骑士只能去租用盔甲，由于需要的人很多以至于当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向骑士出租盔甲的商铺和商人③，从而导致骑士队伍良莠不齐，军事战斗力严重下降。
其次，日益高昂的军费，使骑士们均视服军役为苦事，同时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一些骑士宁愿缴纳盾牌钱放弃打仗，而去从事能够获得高利润的工商业活动或者改变土地经营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在英国，12世纪末，不愿到国外服役的情况已扩至总佃户；13世纪时，不愿从事任何兵役的情况更加普遍了。例如，按照封土面积，巴斯和韦尔斯主教区应提供20个骑士服役，但他们只答应国王两个骑士；林肯主教区服役的骑士则从60个减到5个；亨利二世时，教会总佃户为王室提供的骑士是750个，而到13世纪时，则只有121个半。④而随着职业的转化，骑士们渴望的己经不再是战争的荣光，而是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
再次，骑士们穷困潦倒，乃至最后债台高筑，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社会政治地位也就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动摇。一个破落的骑士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他们举债、破产，成为过时经济制度的牺牲品，最终结局是丧失政治特权和相应的爵位封号。在法国玛高奈地区的5个教区。
11世纪早期有骑士家族7个，到1100年则只有4个骑士头衔，其他3个家族已经不再以骑士身份出现了：一个消失了，两个因为贫困沦落为堡主的总管。
四、骑士制度政治军事功能的削弱
1、城市与君主的联盟导致骑士政治地位被取代
在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下，大封建主贵族在政治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宫廷里他们把持着各级重要官职，在地方上，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权、收税权、铸币权、行政权等等，而且所有这些权力都随领地世代传袭。封建土地所有权与封建政治统治权直接结合在一起，经济上自给自足和政治上自成一体的封建庄园普遍存在，使各封建领主的独立势力空前膨胀，因而西欧各国世俗封建王权一般都很衰弱。王权衰微，为了加强对各地领地的管辖，获得各封建主的支持，只得承认这种既成事实。中世纪西欧各国的历代君主都一直在极力的加强王权，削弱封建贵族，其通常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利用以中小贵族为主体的骑士来对抗大贵族。于是，国王大力擢用他们为朝臣、官吏，赐予其土地财产，培植起一股能与大贵族分权制衡的新贵族阶层。骑士等中小贵族，无显贵家世可持，却渴望以效忠和才干升迁，成为国王擢新的主要对象。
如在英国，亨利一世以及亨利二世时期都大力推行“擢新”政策。受亨利二世的和恩宠，一部分“新人”一跃而成为新兴权贵，或为王廷之朝臣，或为财政署之要员，或为中央法庭之法官，成为地方之郡守。他们有的甚至青云直上，成为“出将入相”的显赫大臣，操持国之权柄。理查德·得·卢西堪称一典型。他生于富裕骑土之家原为前朝小吏，因颇通法律和政术而曾受斯蒂芬王赏识。亨利二世即位后立即重用他，让其任埃塞克斯和赫特福德郡守，和王之伦敦塔与温够城堡之监守。不久他又被提拔为宰相，亦为主要朝臣，与另一宰相罗伯特伯爵共执相权，后者掌管司法，他则主管财政署。
在法国，骑士也进入王宫任职，并随着王权的发展而壮大。由于地方大贵族势力膨胀，如佛兰德尔，香槟、勃艮地，法国国王封骑士为直接封臣，极力拆散地方贵族与骑士联盟，并将司法权等地方权力由城堡主转交给骑士，并鼓励骑士向上层贵族一样采用一些图案为纹章，骑士成为享有司法权、治安权及税收的统治者。
德国在10世纪和11世纪前半期有比较强大的皇权，教会也在皇帝的有效控制之下 ， 皇帝和拥有经济政治势力的主教们使用一批出身低贱的“附庸骑士”（ministeriales）担任行政和军事官吏，利用附庸骑士来对付贵族的反抗，这样附庸骑士便上升为中小贵族，有的为国王当差，有的在教会任职。
13世纪，还让骑士担当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官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骑士阶层是西欧封建王权制约大封建贵族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对于加强国王的政治集权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城市崛起，商品经济繁荣，西欧社会呈现一种动态的发展，劳役、实物地租渐渐转变为货币地
租，以自给自足的庄园为基础的封建农奴制走向衰落，这些都给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政治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中世纪，土地是一切财富，而一切的政治权利也是由土地衍生出来的。因此就只有教士和贵族能够参加政府管理，国王似乎也只能从中寻找可以依赖的力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财富已不仅仅指土地，它还包括货币和可用货币估价的商品。这些财富绝大部分掌握在城市跟市民的手中，并且日益增长，当他们的财富增长到可以建立一支由成千上万装备精良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时，国王再也不能对他们置之不理了。
首先，国王需要城市和市民阶级的支持来加强和巩固王权。一方面在中世纪西欧各国强化王权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便是具有离心力和分裂割据倾向的大封建主贵族。贵族一直是王权强大的威胁，11、
12世纪英法等国国王就通过起用中小骑士来制衡大贵族。但到了14、15世纪，骑士们已经是失去往日的光彩，战场上连连失败、整日热衷于比武大赛。此时，已经发展壮大的市民阶层则期望国家权力给他们提供保护，消除封建割据，使其免除领主的盘剥。于是，在反对封建割据势力这一点上，王权和市民阶级达成了一致。
其次，随着王权的加强，国王的官僚机构逐渐形成，各种费用激增，王室的财力难以应付，再加上战争日益频繁，军费更成为王室的沉重负担，在这一点上能给予国王最大支持的只有城市。王室从城市得到金钱上的支持，主要是税收和借款两项，有时城市还派出武装直接为王室服务。
而作为回报，城市也从王权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国家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采取殖民制度、苛税制度、保护制度等各种方法，竭力支持市民阶级的活动。英法的市民阶级还是在王权的保护下得到迅速成长。因此大多数有产者和中等阶层的人，基于切身利益都倾向于支持王权，力图使君主成为个人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司法仲裁人，行使管理者的职能。因此毫不奇怪，在王权与封建主发生冲突时。如在
1241~1242年间和1314~1325年间法国贵族们反抗国王的叛乱期间城市始终保持着对国王的忠诚。
城市和王权由于相互的需要而结盟，这种结盟在政治上摧毁了骑士制度。市民开始时用自己的金钱和军队支持国王，到后来便以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参与国家机构，成为王权增强的重要阶级基础。于是王权不再把骑士们作为统治的支柱，国王越来越倾向少吸收出身低微者来执行日常的行政事务，①骑士在国家政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小，到最后让位于市民阶层。法国国王腓力普四世（1285~1314年在位）宣布国王有权册封新的贵族，这使许多出身于市民阶层、既无贵族家世也无个人地产的平民获得了贵族头衔，形成一个势力强大的直接效忠于王室的“穿袍贵族”集团；①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前期，无论是在宫廷官员还是各地的执行官中，来自市民阶层人所占比例都在不断扩大，还有的进入国家权力上层。在1371年，查理五世甚至批准把骑士荣誉赐给为他效力的巴黎市民，后来的查理七世、路易十一等君主也都把骑士头衔奖赏给为他们尽心效力的市民们。
从14世纪初开始，骑士的重要地位趋于结束，骑士的社会功能已经退化到只剩下军事方面，虽然在有战事时仍然征召骑士入伍，但以不再是权力的工具和象征了。
2、雇佣兵出现的经济条件
骑士制度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而触发的，当时骑士在西欧战场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对骑士制度的产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样，在骑士制度衰亡的过程中，骑士在军事方面作用的减退也给骑士制度致命的一击。军事功能也是骑士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我们在看到中世纪后期军事技术方面的变革是动摇骑士军事地位的重要因素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一些经济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如前所述，中世纪复杂的继承关系，尤其是产业的分割，使得对军事义务的征派变得愈加困难；骑士阶层日益贫困，无力支付高昂的军事费用，纷纷出卖转让土地，逃避局势义务；另外有些封臣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为形势所迫，已解甲从农或从商，变得安居乐业，征集他们越来越没有实用价值，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骑士制度的军事职能。
同时也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服役骑士日渐减少，王室被迫放弃了传统的封土制，货币封土制和合同制因此而相继兴起，世袭的骑士阶层逐渐被雇佣军取代②。此外，骑士阶层被雇佣军所取代的重要原因还有国家财政的充裕。
骑士是应军事的需要而产生，但同时骑士制度的形成与中世纪早期西欧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是分不开。在农业占社会经济绝对支配地位，货币经济微弱的中世纪前期，以国家经费装备和供养一支耗资巨大的重装骑兵是根本不可能的。丕平最先找到了一条解决的途径。他以土地而不是金钱来付给骑兵报酬，骑兵反过来履行骑马打仗的义务，其子查里·马特时这条途径进一步制度化。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骑士制度的经济基础被动摇，骑士服役人数的减少，传统的40天骑士军役难以适应战争的发展。英国在亨利二世（1154~1189）加强了王权，随后不久开始了军事变革。国王开始使用雇佣兵弥补由于封建骑士军役人数下降所带来损失，而不亲自服役或者服役骑士数不足的封臣则要向国王交纳免役钱，俗称“盾牌钱”（shield-money或者scutage），用以招募民兵和法兰德斯的雇佣军。亨利二世从此增加了王室收入，威廉一世后期，王室的收入不过20000镑，到了亨利二世时，则达到35000镑，比威廉一世几乎增加了一倍。盾牌钱的实施，使国王的钱包鼓了起来，从而使将更多的雇佣兵投入到战争成为可能。但是盾牌钱并不能每年征收，只有当国王发动战争并召集封建骑士军役的时候才能征收。尽管有的国王不断提高盾牌钱的标准，王室的财力仍然捉襟见肘，难以应付高昂的军费。
国王的钱包真正地充实起来是因商业的复兴而带来贸易税和关税。在英国，1275年爱德华一世创立了羊毛出口税，其它关税和国内货物税也接踵而来，并逐渐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爱德华一世在其统治期间通过课税将财政岁入提高到了一百万镑以上。到15世纪下半叶时，仅凭羊毛税一项便可以收入30000镑。到亨利七世时关税年度收入由3.2万镑上升到4.2万镑①。由爱德华一世确立起来的关税制度一举充足了英国国家的财政，于是英王国王大量使用雇佣军，步兵和弓箭手成为英国军队的主力。爱德华一世军队中步兵与骑兵的比列约为15：1。
雇佣军、常备军的最大特点在于，只要能够发晌，就可以无限期地留在战场上。至13世纪后期，王朝战争明显长期化和规模化，这构成了对新的职业军人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在此前后王权的加强、货币经济的发展又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了条件。于是，“在法国菲立普三世（1279~1285年）和爱德华一世的时代，为了延长的战役起见，国王也付给骑士金钱，军人发响遂成了经常的现象。不管是召募的来源如何，封建性和雇佣性都在内，全部陆军都成了有给制的兵力。于是常备的正规军遂逐渐代替封建式的骑士，职业军人这一个阶级开始出现了。
雇佣军“因为他们是只为军饷打仗的，所以他们是反封建的，他们与其主人之间并无所谓荣誉规律的束缚”②。这样，封建关系的骑士服役制度以及效忠、诚信、荣誉等骑士精神随之动摇了。一些骑士也向着职业军人转化，加入了职业雇佣军的行列。其中典型人物是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
），于1320年出生在英国科尔斯切特（Colchester）附近的一个小领主家中，由于不是长子，他无权继承家业。于是他加入爱德华三世的军队，成为一名骑士，并于1360年担任一个军团的指挥。但在百年战争结束后，他发现自己跟普通的士兵一样没有工作，为了赚钱，他最终选择加入了一个自有的雇佣军团。后来，约翰·霍克伍德带领雇佣军队在佛罗伦萨同米兰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并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雇佣兵队长。①
五、骑士传统思想观念的变化
1、人文主义的观念取代了骑士的尚武思想
新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问题，进而引发人们思考，同时也冲击着传统的道德理念与价值观。在中世纪，骑士精神是贵族阶层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基本的行为准则，即英勇、慷慨、谦逊、荣誉至上以及正义感等。“
骑士精神来源于追求美的自豪，这种自豪感又促生了荣誉感，荣誉感是贵族生活的支柱。②”正因为此，他们把个人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不顾一切地追求荣誉，而为国王服兵役，英勇的战斗，不仅
仅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与英勇、追求荣誉相联系是贵族阶层普遍的崇尚武力、崇拜战争。在英国史诗《贝奥武甫》中，日耳曼人相信武器沾血会变得坚硬，复仇的“夺命”剑因就不沾血就会“软”了一刃。日耳曼人对战争和武力的崇尚，在法兰克人王国的查理时代依然可见，战斗是他们生命之所在，也就是他们英勇之所在；尽管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封建贵族却嗜战如命，充满对战斗的渴望和追求。著名的骑士，也是吟游诗人的伯特兰·德·波恩这样描述：我告诉你们，每当我听到战场上双方大喊：“冲啊，干掉他们！”，或是当我听到背上无人的战马在树下嘶鸣，不远处有人在呻吟
“救救我”吧，又或者是我看到草地上高高低低的起伏、战场上大大小小的沟谷，还有被长矛刺穿的敌人的时候，这种乐趣远远就超过了我从日常饮食起居中所感到的战斗……只有战斗，才是我们永远不能放弃的！”战争是荣誉之源，封建骑士贵族将战争视为他们最神圣的职业，崇尚武力，穷兵黩武变成了贵族世袭的职业。在整个中世纪，“从军事冒险获得的财富是社会荣誉的标志”①,“进行掠夺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②。
城市兴起以后，与贵族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起来，欧洲封建时代以自给自足为标志的采邑经济便开始瓦解，在思想和观念方面变化也随之发生。生活在商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市民阶层认为“只有商业和与商业有密切关系的金融活动才能向人们提供富裕和社会地位升迁的机会”③。城市精英们展示了他们独特天赋——财富，赢得声誉和荣耀从而实现其抱负。市民的财富对封建贵族产生了无限的感召力。于是，封建贵族们逐渐不再热衷于战争，逐渐不再热衷于做一名英勇的骑士，转而崇尚个人的财富，开始把追求智慧和财富看成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因此在有战事时，很多国王不得不下临时强封骑士，即国王以臣民拥有的财富（一般是土地）价值为标准，将符合条件的人强行加封为骑士。
1224年11月，亨利二世为了准备将于次年进行的加斯科涅战役，要求所有土地价值40英镑以上者必须接受骑士封号，并准备到加斯科涅服役。1230年，亨利二世再次下令强封骑士到布列塔尼服役。1241年，亨利二世下令土地价值20英镑以上者必须接受骑士封号，准备到加斯科涅服役。即便如此，贵族还是纷纷通过缴纳盾牌钱，从练武和战争中脱身出来，去从事能够获得巨大利润的工商业活动。
与此同时，城市人文主义思想也使贵族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众多思想高尚脱俗、有所追求的人，由于厌恶本时代的粗野习俗、混乱思想和野蛮方式而致力于研究甚至崇拜一个正常而发达的社会④。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认为有德之人应该获得荣誉等报酬。城市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的复兴，使古典政治家的思想重新渗入到贵族的思想观念里。西塞罗对公民职责的强调和柏拉图对智者型统治者的赞赏，共同提出了新的美德概念。
于是，在贵族公认的行为准则中，人文主义的观念取代了骑士的尚武思想。骑士游侠让位于国家官员。贵族是统治者而不是赳赳武士已成为贵族的目标。虽然骑士观念甚至对军事职业的崇敬仍然存在，但如今的贵族更愿把自己装扮成有教养的绅士而不是武士，优雅和学问成为粗鲁和军事技能的替代美德。结果，贵族不再满足于接受传统上在家里进行的优雅举止和骑士准则的教育，他们开始把后代送进文法学校、公学和大学接受法律和人文主义的教育。
2、精英教育取代骑士的军事教育
骑士教育是西欧中世纪教育的两大支柱之一，中世纪的贵族教育以骑士教育为主，“通过骑士教育，培养捍卫封建制度和教会利益而四处冲杀的卫士”。中世纪贵族大多先是在家里接受启蒙教育，然后被送到大贵族家中或王室充当侍从，接受骑士教育。但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的兴起，思想观念的改变，骑士教育已不再适合经济的变化，在15、16世纪这种教育的地位在逐渐下降，到17世纪这一习俗几乎消失了。
中世纪的骑士教育培养的是忠君护主、虔敬上帝的赳赳武士，注重培养贵族子弟对上帝的虔敬、对领主的效忠和骑马作战的军事本领。因此，在骑士教育中，宗教教育、礼仪教育、军事教育是基本的教育内容，其中军事教育则是骑士教育的主要内容。由于对武力的崇尚，贵族都非常注重军事技能训练，而鄙视文化知识，绝大多数世俗贵族文化素质很低。如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的佩姆布鲁克伯爵，甚至不会在公文上签字。
但是随着12、13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治事务的不断增多和不断专门化正规化，使国家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大增，尤其是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城市的兴起和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有专业人才来管理市政以及处理对外联系。再加之其政治地位受到来自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挑战，一些占据要职的贵族为了维持现有的等级制度。
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呼吁政界人士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占据了要职的贵族和骑士也感到他们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使他们在处理公务时捉襟见肘，逐渐认识到了通过在其他贵族家中服务来学习贵族的价值观和军事技能的方式无法再满足需要了，他们开始抛弃粗陋简单的骑士教育和文化，接受新的教育和文化。因此在15世纪尤其是16世纪以后，贵族的教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正规的学校教育逐渐取代了家庭教育，接受学校教育的贵族人数不断上升。中世纪西欧骑士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家庭式教育，贵族子弟在经过早期的启蒙教育之后，长到7、8岁时便被送到其他贵族家中或者宫廷中做侍从，接受骑士教育，直到其成为被授予骑士称号，成为一名真正的骑士。从15世纪起，随着社会上世俗学校的增多，在地方学校读书的贵族、骑士和骑士子弟逐渐增多。查理一世在位时期，伦敦郊外的一所公学，贵族学生达300余人，另外还有许多贵族和骑士子弟就读于著名的伊顿公学①。逐渐地，中世纪贵族子弟投靠贵族和宫廷接受骑士教育的做法就烟消云散了。不仅贵族教育的模式发生了变化，贵族教育的内容也不同于中世纪的骑士教育。16世纪以后的贵族教育目标是培养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服务于这一目的，贵族教育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中世纪的骑士教育。在贵族的家庭教育和文法学校中，既有语言、数学、写作，也有舞蹈、绘画、演奏乐器，还有骑马、射箭等。16世纪30年代，托马斯·克伦威尔让他13岁左右的儿子把时间分配在法语、写作、使用武器、算术、演奏乐器上。1562年，12岁的牛津伯爵要完成一个更加令人生畏的课程，其中有：舞蹈、法语、拉丁语、写作、绘画、宇宙学。即使在节日，小伯爵也不能休息，他要在正餐之前阅读英文或拉丁文的使徒书，餐后要阅读福音书，在祈祷时间以外，可以骑马、射箭、跳舞，做其它有益的活动。在学校里，除了要求学生参加狩猎、射箭、歌咏等活动，也要求他们学习语言、写作、绘画、宇宙学、舞蹈在内的课程。在公学中，贵族学生主要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还有人文学科知识，
所学课程大多是宗教和经典文论、文史典籍，品行方面以培养“绅士风度”为要务。
进入大学以后，贵族学生要学习部分正式课程，尤其是古典文学、逻辑、修辞、伦理学，学习作为绅士所需的拉丁文知识，进行修辞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还要掌握作为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应该掌握的有关社会和政治的知识，在这当中，法律、历史和语言是三门重要的课程。这样，既使他们有能力担任国家官职，也使自己获得优雅的表现。
结语
西欧中世纪骑士制度是根植与中世纪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因此中世纪后期经济领域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必然给骑士制度带来深刻的影响。
正如恩格斯所说：“骑士的城堡在被新式大炮轰开以前很久，其墙根就已为货币所破坏。”①十二世纪以来，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采邑制的瓦解，从而破坏了骑士制度的根基。受城市的兴起，商业的复兴，货币经济的繁荣种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骑士阶层为了追求金钱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特权。另一方面，“骑士制度的衰落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崛起的结果”②,经济的发展使骑士不再适应社会经济条件，王权的加强，王权与城市的联合，从政治上摧毁了骑士制度，骑士作为一支社会力量日渐失去其重要性。
在军事上，从十四世纪初开始，各国国王都建立了自己的军队，雇佣兵成分日益增长。同时，在城市中和在各地原有的或新生的自由农民中，有战斗能力的步兵的基本条件正在形成，骑士及其侍从决定一切的战斗的局面开始改变。西欧各国在中世纪后期都形成了一支职业常备军，私人间的契约招募军队逐渐被统治者直接控制、由国家负担军费所取代，在这种新的国家军队中，骑士与别的士兵已经没有区别。
骑士制度曾通过骑士精神以及骑士的教育极大影响着中世纪西欧的上层社会，但随着骑士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的丧失，骑士的社会声望也日渐下降，在加上骑士教育不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骑士内部的生活方式，跟观念意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贵族不再崇尚武力，转而追求文明优雅的举止，于是沿用了近四个世纪的骑士培养制度被逐渐废弃。
中世纪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随着世纪的流转，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骑士制度已消失，但骑士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留传至今。比如在西方的礼仪中可以找到它的影子，这是骑士留给后世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