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邀请。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先澄清一下概念，然后来讲一个小故事。
所谓“贵族”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贵族可以归结到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好的品质来自于家世。春秋时期，人们当然有这种观念。甚至到了战国，屈原赋《离骚》，上来还是讲自己的身世，说自己是帝高阳的苗裔，然后自己的爸爸是这个人。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相似的观念也大量出现在士人的墓志或传记之中。
当然，这样的观念还需要有一些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保障。春秋时，仍然有世卿制的存在，比如大夫之子依旧为大夫。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因为九品中正制等选官方式，也因为恩蔭子孙的特权，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的情况。
春秋与南北朝间延续与变化，差异与相似之处，学界的讨论似乎并不很多。在这样一个回答中，我希望可以讨论一个“个案”。
左传中的故事
我们知道，《左传》是一种注释《春秋》的书，至少在战国时就已经形成了，其中保留了许多春秋时的历史细节。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宋国有一个大夫来到鲁国。鲁公当然要招待一下他啦，于是就邀请他一起吃饭。这个大夫却婉拒了：他说他的先世在宋国犯了大错误，“得罪于宋殇公，”他的恶名在诸侯的史册上都记载着。我是他的后裔，我怎么有资格和您一起用餐呢？于是，鲁国人觉得这个人识大体——“鲁人以为敏”；总之，是个值得尊敬的人。
这段文字其实承载了许多春秋时期的观念——其实也是非常《春秋》的观念。简单说，一个人做了坏事，这件事是抹杀不掉的；诸侯的史册都会记载。他虽然死了，他的子子孙孙还要背负他的罪愆。所以《孟子》就讲：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是不是孔子作的，这另讲；但有一种观念在那里，一个人做了好事或坏事，对子子孙孙都有挥之不去的影响。
到了西晋的时候，杜预来注释这段话，杜预就觉得很奇怪，他说：这个宋国人，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呢？他跑到人家的国家去，上来就先揭露自己祖先的罪恶。这种行为，哪里称得上“敏”呢？
换而言之，到了杜预的时候，观念就变了。在春秋时期，或者至少在春秋左传的观念世界中，祖先的罪过不仅要时时铭记在心，还要在整个共同体中分享，这样大家才能一起劝善惩恶。到了魏晋的时候，或者至少在杜预看来，就不是这样的。祖先的罪过自己可以铭记在心，但是到处和周围人说就不好了。我们说家丑不可外扬，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唐朝的时候，孔颖达也讲解了这段话，他的讲解叫做“疏”。这时，他就继承了杜预的说法。他直接说，“鲁人以为敏”，这里的鲁人并不是鲁人，根本就是鲁钝的人。只有鲁钝不堪的人才会觉得这种做法是值得称赞的。这个时候的观念，和春秋左传的世界，就很不同了。
换而言之，春秋与魏晋南北朝，虽然都强调家世谱系的重要，但家族记忆的方式可能是很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