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竞争对手来说，印度向哪一边倾斜，可以决定21世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进程。换句话说，印度正成为最终的枢纽国家。按照斯皮克曼的理论，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大陆边缘地带国家。马汉也指出，印度位于印度洋沿岸中心，是中东和中国向海洋渗透的关键。
印度政治精英阶层对于美国自身历史和地理情况的了解达到一个非常深入的水平，而美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对于印度的理解却并没有达到同种程度。然而，鉴于印度高度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特点，特别是因其涉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如果美国人不掌握这些情况，就会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出现严重的失误。印度自古以来的历史和地理特点，形成了新德里看待世界的遗传密码。因此，需要从一开始就把印度次大陆置于欧亚大陆的整体背景下来考察。
虽然欧亚大陆地广人稀，但在其边缘地带却密布着四大人口中心：欧洲、印度、东南亚和中国。1917年，地理学家詹姆士·费格里夫写道，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分别从渭河流域和地中海孕育成长，并以多样形态向外发展；东南亚文明的发展更为复杂一些，骠人、孟邦人以及后来的缅甸人、高棉人、暹罗人、越南人和马来人等，依次受到向南洋迁移的华人圈影响，沿伊洛瓦底江和湄公河河谷混杂居住，有的分布于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屿。而印度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与中国一样，印度拥有自成一体的地理条件，西部和西南部有阿拉伯海环绕，东部和东南部面临孟加拉湾，东部有缅甸的崇山峻岭丛林，北部和西北部有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主峰。还有一点与中国相似，那就是印度有广阔的内陆腹地。区别之处则在于，印度不是由单一人口组织和文明发源地生成，缺乏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那样的政治体制中心，可以向外多方辐射扩展。
恒河流域没有为印度形成单一民族国家提供足够的扩展平台，供其向次大陆深处的半岛南部拓展；印度境内的其他河流系统，如布拉马普特拉河、讷尔默达河、栋格珀德拉河、卡佛里河、哥达瓦里河等，则使次大陆进一步分化。例如卡佛里河三角洲是德拉威人的聚居地，而说印地语的居民则在恒河边聚居。
此外，印度作为欧亚大陆的人口中心，也有像东南亚一样炎热的气候，以及丰富多彩、生机盎然的自然人文景观。因此，费格里夫告诉我们，印度人缺乏建立政治结构的动力，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组织配置资源，至少没有必要动用处于温带的中国人和欧洲人那样大的规模。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绝对，也许带有简单化的种族主义倾向，那是费格里夫时代的共同特征；正如麦金德在中国问题上担心所谓的“黄祸”，费格里夫对印度的深入广泛分析在本质上也是切实有效的，并且颇有见地。
印度次大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明，同时由于上述原因，印度在整个历史上始终缺乏中国式的政治统一；中国的西北边界最不确定也最无保障，而印度则受到邻近的中亚草原和波斯、阿富汗高原的威胁，那里有“更野性、更阳刚”的温带文明。
印度历史上吸引入侵者的最大因素，是其广受欢迎的肥沃农耕地。旁遮普平原的特点在于降雨量恰到好处，而且正好处于波斯—阿富汗高原下降到次大陆平地的落脚点上，得到印度河及其支流的灌溉滋润。事实上，这些呼啸而至的入侵者和来自西亚、中亚的渗透，破坏了次大陆演变到现代的进程以及对稳定的追求。正如麦金德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说的那样：“在大英帝国，只有一个陆地边防必须随时作好战争准备，这就是印度西北边境。”
21世纪初印度谋求大国地位时，其优缺点仍然源于地理。已故历史学家伯顿·斯坦（Burton Stein）指出，中世纪时代的印度版图已经扩展到中亚和伊朗的部分地区，但在同一时期，与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和恒河流域南部的印度半岛的联系却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成功的鼎盛时期，标志着亚洲内陆高原腹地与中国内地洪水冲积平原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顶点；而印度代表的则是千年的沉重，受到更高海拔阴影区的严重影响，最不同的是，它尚未在一定区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仍然是较次一级的力量。
印度次大陆与阿富汗东南部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印度与中亚大草原地带、与伊朗高原之间的联系同样深刻。印度和伊朗分享着有利的地理屏障，蒙古从中亚一路打打杀杀，至此已达强弩之末，不得不就此打住；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入侵带来了充满活力的伊朗文化，波斯语一度甚至成为印度官方语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35年。
已故历史学家K.M.潘尼卡（K. M. Panikkar）指出，16至17世纪，印度莫卧儿帝国甚至“成为波斯文化的体现”，如“将诺鲁兹（Nauroz，波斯新年）作为传统节日来过，并普及波斯艺术工艺”。与此同时，乌尔都语也成了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波斯语以及阿拉伯语，并以改进后的阿拉伯文作为书写文字。
因此，印度既具次大陆特征，又是大中东的重要延伸。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克尼尔关于文明混合和融合的观点，也显得更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