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5日至10日发生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冲突，史称“六日战争”（又称第三次中东战争），虽然仅持续六天时间，但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范围。学术界主要围绕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影响、战争与中东局势的变化以及大国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关于“六日战争”对美国犹太人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讨论。戴维·波洛克从政治层面探究了“六日战争”对美国和以色列政策的影响。伊莱·利德亨德勒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六日战争”对世界各地犹太人产生的影响，认为“六日战争”加强了流散地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归属感。梅纳赫姆·考夫曼论述了“六日战争”对美国犹太组织的影响，尤其是促进犹太联合募捐协会组织目标的改变。美国著名犹太拉比阿瑟·赫茨伯格探讨了美国犹太青年的犹太归属感是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六日战争”的原因。张熠指出“六日战争”促使美国完全站在以色列的一边，作出中东政策的调整。刘畅主要探究了“六日战争”前后美国犹太社团政治形态的变化。纵观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将对“六日战争”的研究视角聚焦在以色列和中东地区，主要关注“六日战争”
产生的政治性影响，很少有学者从“六日战争”对族群认同产生的影响进行专门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以战争前后美国犹太人对“再次大屠杀”的担忧所引发的族群忧虑为起点，考察美国犹太社团对以色列国及犹太认同态度发生的变化，分析以色列因素在美国犹太人身份建构的作用，深化战争对流散族群身份认同建构的认识。
“大屠杀”（Holocaust）是指1933-1945年间由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为，其结果导致600万欧洲犹太人丧生，欧洲犹太社团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余年，虽然有部分学者对纳粹的暴行和“大屠杀”的惨状进行揭露，但是在战后初期，“大屠杀”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大屠杀”对幸存者造成了巨大精神创伤。这种创伤记忆导致整个幸存者群体被误解、歧视，他们只有独自舔舐内心的痛楚。由于美国主流社会对其并不理解，“大屠杀”幸存者在美国社会极力隐藏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最终导致战后初期幸存者的集体失语。再加上，二战后以苏联与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局势，使得“大屠杀”在美国成为被“忽视”的历史。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大屠杀”在美国成为一种沉默现象。
20世纪60年代，这种沉默现象逐渐被打破。1960年，“‘艾希曼审判’的公开审理打破了战后世界对纳粹屠犹事件的沉默和忽视”，尤其是“艾希曼审判”的电视直播直击犹太人内心最敏感的地带，推动“大屠杀”走进美国犹太人的公众视野。1963年，汉娜·阿伦特围绕“艾希曼审判”发表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进一步促使“大屠杀”话语在美国广泛传播，成为美国社会无法回避的话题。美国犹太人通过“大屠杀”幸存者的指控、媒体的宣传、书籍的出版、实地考察等途径全面深入地了解到纳粹的残忍性，对犹太民族遭受的苦难感到万分震惊。
“六日战争”引发了美国犹太人对“大屠杀”再次发生的担忧。战争前夕，阿拉伯国家通过媒体宣传反犹言论，加剧了美国犹太人的恐惧和担忧。1967年5月16日，开罗电视台宣传称“以色列存在的时间已经够长，我们期待以色列人的反抗，期待我们等待已久的战斗。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摧毁以色列的战斗到来了”。埃及开始部署兵力，屯兵以色列边境。与此同时，“巴勒斯坦自由军队”的领导人阿哈迈德·苏凯瑞（Ahmed Shukairy）试图宣扬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企图，扬言：“这将是一场‘圣战’，阿拉伯国家占领以色列后，世界上其他地方生活的犹太人会回归支持以色列，但是我认为以色列即将不会再有幸存者。”这些言论发布不久之后，埃及军队就封锁了蒂朗海峡，联合国军队被驱逐，约旦、叙利亚等国家的军队从东部和北部对以色列形成了包围之势。阿拉伯世界的反犹宣传和军事行动加深了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的心理恐惧，美国犹太人认为这将是一场新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色列民族将面临“再次大屠杀”（The Second Holocaust）的险境。
与此同时，美国因深受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反主流运动的影响，整个社会充满无秩序、暴力和沮丧的氛围，反犹情绪高涨。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导致国内反战运动起伏不断。这一时期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犹太人与黑人群体之间的分歧加大，犹太人与黑人的同盟关系破裂。黑人将犹太人看成“白人”阶级的既得利益者，反犹主义在黑人群体中情绪愈发高涨，在南部等一些城市出现袭击犹太会堂，对犹太人进行攻击的行为。一些黑人激进分子更是将国内反犹主义和国际上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相联系，反对犹太人和以色列。加之美国国内“新左派”运动的发展，出现对美国犹太社团和以色列的批评声音。“左派”激进分子反对美国援助以色列，指责以色列是引发中东乱局的罪魁祸首。这些现象让犹太人认识到，曾经并肩作战的黑人和白人激进分子成为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敌人，美国犹太人此时正可谓面临内忧外患。此外，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助长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压倒性的优势，以色列在中东的处境岌岌可危，一时间美国犹太人对族群生存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加剧。
随着“大屠杀”话语的广泛传播，以及美国犹太人面临的内外困境，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虽然美国与以色列相隔万里，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仍然让美国犹太人感受到来自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威胁。美国犹太社团面临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感到孤立无援。尤其是，“大屠杀”创伤记忆对美国犹太社团产生的心理影响，使得美国犹太社团认为以色列的生死存亡就在一瞬间。以色列“新历史学家”阿维·萨莱姆指出：“‘大屠杀’记忆拥有强大的心理影响力，它加剧了犹太人的孤立感和恐惧感。虽然客观上以色列比它的敌人强大的多，但是许多犹太人仍感受到这个犹太国家面临着即将灭亡的危险。”这种对“大屠杀”惨剧的认知以及对犹太人生存的焦虑加深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命运的担忧，改变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看法。战争给以色列带来的危机感，导致美国犹太人惊慌失措，“他们不顾之前对以色列的看法，给予以色列积极的支持”。战争前后，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关注与支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大屠杀无疑是推动美国犹太人作出积极反应的潜在催化剂”。
以色列面临的危险局势，唤醒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责任意识。美国犹太人把以色列国家的存在看作“是拯救战胜毁灭的一种象征”，是犹太人的希望，任何对以色列产生威胁的行为都是对犹太人生存的考验。当阿拉伯军队“磨刀霍霍”准备向以色列开战的时候，“大屠杀”期间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场景似乎将要重现，以色列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这引发了“美国犹太人对‘再次大屠杀’将会发生的恐惧，以及与以色列共同生存的强烈愿望”。这种强烈的愿望促使美国犹太人齐心协力帮助以色列渡过难关，以实际行动践行他们对以色列的集体责任。“六日战争”期间，美国犹太人认为践行集体责任的重要一步就是共同保卫以色列，因此他们积极参与保卫以色列的行动。例如，在迈阿密、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华盛顿州的斯波坎等，成百上千的犹太志愿者准备奔赴以色列，帮助以色列抵抗阿拉伯国家的侵袭，维护其安全。
综上所述，“大屠杀”话语的传播引起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担忧和情感的转变,“六日战争”进一步提升了“大屠杀”在美国犹太人心中的影响力。在“大屠杀”话语和创伤记忆的影响下，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情感态度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美国犹太人开始关注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并注重维护犹太民族的生存需要，“存在主义”在犹太人的意识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支持以色列成为战后美国犹太人的重要政治话语之一。
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游说主要指代一方或者一国利益集团通过舆论引导或者是劝说、呼吁等方式对另一国政府或者公众施加影响，以实现特定利益为目的的公共活动。美国国内存在各种游说组织，其中，犹太游说组织是美国游说团体中较为成功的。以色列国建立后，一些犹太组织开始关注以色列，但并没有把以色列作为活动的主要目标。美国犹太组织因为担心公开支持以色列，会引起美国国内反犹主义情绪的高涨，他们在代表以色列进行游说活动时总是低调进行。总体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有组织的、公开性代表以色列的犹太组织并没有兴盛起来”。
“六日战争”以及“大屠杀”话语的传播给美国犹太人带来的族群焦虑，增强了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命运休戚与共的意识，“维护以色列的安全成为美国犹太人政治活动的明确目标和政治凝聚力的重要推力”。因此，美国犹太人把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和民族生存作为游说活动的主要目标。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提升了美国犹太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得他们更有勇气和自信地去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公开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公共利益进行游说活动。可以说“六日战争”促进了美国犹太组织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空前团结，促使“支持以色列”游说活动的勃兴，“塑造了1967年之后几十年美国犹太生活的轮廓”。
首先，美国犹太组织利用媒体的力量，引导舆论和公共话语权。犹太人在美国媒体界和学术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美国社会的一些报刊、媒体等领域都有犹太人的身影，这是犹太人进行游说活动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些媒介，犹太人在公共舆论领域大力宣扬有利于以色列的言论。1967年6月6日，《华尔街日报》发表同情以色列的文章指出：“在以色列多次表示愿意与阿拉伯邻国合作的情况下，某些国家仍然拒绝其存在的权利，这是令人遗憾的。”文章旨在宣扬以色列寻求和平的良好形象，将阿拉伯国家视为导致战争的主要一方。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纽约每日新闻报》发表评论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对以色列抱以同情，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勇敢的小国家。”评论员在评论中对以色列充满同情，鼓舞了犹太人和以色列的信心和士气。这些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以色列获得美国社会的广泛同情，在舆论上获得优势。
其次，美国犹太组织通过游说美国政府和工作人员，以推动他们作出有利于以色列的决策。战前的紧张时刻，美国犹太游说集团积极游说约翰逊政府，试图营造一种对美国政府充满压力的公共舆论氛围，达到声援以色列的目的。1967年5月21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通过一项政策声明，呼吁美国政府“立即明确地重申对以色列的基本承诺”。这些呼吁活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埃及关闭蒂朗海峡的当天，约翰逊总统在电视演讲上公开表示，“埃及关闭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行，将会为中东危机增加一份危险”，以此警告埃及。
战争爆发后，美国犹太组织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游说，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1967年6月6日，美国犹太组织主席约阿希姆·普林茨（Joachim Prinz）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政府“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和政治支持，以帮助以色列应对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因为持续的战争会威胁美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犹太游说组织通过将美国的安全与以色列的安全相联系，赢取美国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犹太组织还引导美国犹太民众写信给美国政府和总统，呼吁美国政府和总统支持以色列。他们陈述利弊，在信件中指出：支持以色列对于稳定美国政治，捍卫美国民主，缓解美国因在越南问题上来自以色列媒体的压力等有积极作用。在此期间，美国白宫收到了几百封类似的信件。其中最著名的一封是时任美国联邦税务局的犹太裔局长谢尔登·科恩（Sheldon Cohen）写给约翰逊总统的游说信，信中写道：“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相信美国一定会站在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上，因为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帮助以色列自卫是捍卫美国民主的重要内容。”
再次，美国犹太社团通过组织游行、集会等方式推动美国政府和公众支持以色列。“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犹太人走上街头，通过游行和请愿的方式支持以色列。战争期间，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于1967年6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国会议员支持以色列，并于翌日策划组织一场公众集会。这场集会大约有四万人参加，参会者在美国白宫面前聆听杰出的犹太领导者、参议员、国会议员、市民等代表的演讲，公开声援以色列。7月11日，在战争结束后一个月，该组织在洛杉矶组织一场2万人参加的集会，这次集会动员了当时的州长罗纳德·里根、许多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娱乐界的名人参与。这些集会活动声势浩大，有力地影响了政府和民众。
最后，组织动员美国犹太人通过捐赠和购买债券等方式支援以色列。6月5日战争伊始，美国犹太神学院教授扫罗·Ｈ．利伯曼（Saul H.Lieberman）发表声明指出：“在以色列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犹太人在美国能做的最好方式就是筹集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战争前后，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捐赠金额和捐赠人数要比平常多出数倍。有资料显示“在联邦政府任职的犹太人都进行了捐款，波士顿的5个犹太家庭捐款250万美元。在克利夫兰，一天之内就募集了300万美元，圣路易斯一晚募集100万美元……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捐赠了他全部的积蓄，一位刚破产的犹太人从朋友处借来1万美元支持这次募捐行动。”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仅在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美国犹太人通过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 Jewish Appeal）为以色列筹集到1亿美元。 此后，源源不断的捐款从美国募集而来。除了直接的金钱捐助，美国犹太人购买大量以色列发行的债券。在战争期间，以色列在海外发行了5亿美元的债券。美国犹太社团是认购以色列债券最多的群体。据悉，美国犹太人仅在1967年就购买了1.9亿美元的以色列债券。 美国犹太人 通过捐助资金和购买债券为以色列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保障。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美国犹太人在以色列和美国认同之间，更倾向于成为美国人。因此，有学者指出：“当犹太性与美国性之间发生冲突时，犹太性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在这一时期，美国犹太人除了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和慈善关注，并未对其倾注过多的感情。在他们的认知中，“以色列只是美国犹太人慈善捐助和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不是他们族群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令世界震惊，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民族自豪感。赫尔曼·沃克在《以色列的诞生：荣耀》开篇写道：“人类历史进程中犹太人一直都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从这一代开始，他们从大屠杀的灰烬中站起来，在1967年6月短促的六天里，赢得了一场自二战以来最为辉煌的军事胜利。”“六日战争”改变了犹太人的精神面貌，提升了美国犹太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改变了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固有认识。以色列取得胜利之后，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美国人不无感慨地说：“在我的印象中，犹太人总是发黄、虚弱的，但是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是强壮的。”甚至有人对以色列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表示难以置信，因为在他们的原有观念中，“以色列应该是被占领者，而不应该是占领者”。
“六日战争”促进了美国犹太人族群意识的空前高涨，使得以色列成为其族群认同中最重要因素之一。萨纳指出，在“六日战争”的刺激下，“以色列已经成为美国犹太人的一种宗教信仰……以色列成为塑造犹太人族群忠诚和团结的新源泉”。美国犹太人将以色列作为展现其犹太身份的重要内容，在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
第一，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归属感增强。归属感是身份认同中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在这种心理引导下，主体通过具体的方式表达归属意愿。美国犹太人通过志愿服务、游历、移民等方式表达对以色列的归属意愿。战争爆发后，数千名志愿者从世界各地抵达以色列，美国犹太人更是踊跃报名。然而，美国政府颁布的禁令，阻止大量美国犹太志愿者前往以色列，导致实际到达以色列的美国犹太志愿者只有750名。这些美国犹太志愿者大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和成年人，其中未婚人士、世俗人士和中产阶级占据大多数。
更多的美国犹太人愿意前往以色列，亲身感受它的魅力。对他们来说，切身实地地踏入以色列的土地是表达族群归属、进行族群教育的重要方式。“六日战争”后，与以色列有关的交流项目和游学计划迅速增加，前往以色列游学的美国犹太人迅速增多。1967年之前，只有5％左右的美国犹太人去过以色列，1970-1971年该比例达到16％，1971年前往以色列游学的人数达到高潮约有1.6万。这说明，战后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兴趣和了解的渴望迅速增加。
美国犹太人对犹太－以色列文化的兴趣明显提升。文化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语言和符号是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美国犹太社会因长期受“同化”的影响，逐渐放弃对民族语言的使用，转而大量采用英语。“六日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犹太会堂采用以色列风格的希伯来语发音，用以色列的旋律进行祈祷。此外，希伯来语名字在美国犹太人中间受欢迎的程度增加，很多家庭给新生儿另起一个希伯来语名字，以表达其对族群身份的认同。
第二，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宗教情感增强。宗教是维系犹太人族群认同最重要的纽带。以色列地作为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之地，具有神圣的宗教含义。第二次圣殿被毁后，残存的西墙成为流散地犹太人的精神寄托物之一。大流散时期，犹太人一直将以色列视为心中的故土。20世纪以来，美国犹太人经历过同化和世俗化的洗礼，大多数成为不遵守宗教信仰的世俗犹太人，以色列地仅仅成为会堂祈祷书中的一个符号。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有所改观，“随着‘六日战争’的爆发，一种古老的犹太人对上帝的感知再次出现，在美国犹太人中，一种新的宗教信仰重新确立”。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人表达宗教情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士兵从约旦手中夺取东耶路撒冷，两个犹太士兵在西墙面前面壁而泣的场景触动了全世界犹太人的神经，激发了美国犹太人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热情。“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取得神迹般的胜利，被赋予浓厚的宗教色彩，犹太人认为以色列的胜利是上帝的眷顾，作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和以色列没有被抛弃。“六日战争”之后，“全世界犹太人都将以色列为中心的归属视为一种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即使在世俗主义者或无神论者的犹太人中似乎也存在”。这说明，以色列不仅是正统派和极端信仰者心中的归属地，也成为世俗人士和普通犹太人生活和信仰的中心。
第三，美国犹太人对犹太-以色列文化的兴趣明显提升。文化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语言和符号是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美国犹太社会因长期受“同化”的影响，逐渐放弃对民族语言的使用，转而大量采用英语。“六日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犹太会堂采用以色列风格的希伯来语发音，用以色列的旋律进行祈祷。此外，希伯来语名字在美国犹太人中间受欢迎的程度增加，很多家庭给新生儿另起一个希伯来语名字，以表达其对族群身份的认同。
“六日战争”后，美国犹太人越来越注重本族群传统文化习俗，公开表达对犹太身份的认同。为了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也为了避免引起反犹主义者的仇视，移民美国后，犹太男性放弃明显的犹太特色服饰。战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犹太人通过强调对犹太宗教和文化习俗的遵守来表达其犹太身份，走在大街上的美国犹太男性开始无所顾忌地配戴“基帕”（Kippot），公开表达其犹太身份。这一行为打破了自犹太人解放以来，对他们“在家是犹太人，在外是公民”的传统告诫。对此，美国犹太历史学家哈西娅指出：“1967年的‘六日战争’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美国犹太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表达其犹太身份，成为光明正大的犹太人。”犹太人不再避讳自己的犹太身份，公开表达族群身份，自愿回到犹太世界，拥抱犹太身份。美国前犹太劳工主席大卫·杜宾斯基在写给年轻人的一封信中公开宣称：“在充满自由和机会的国家，我可以为我的民族做一些事情，这不仅是作为美国人的责任，更是作为犹太人的义务。”此后，普通的犹太人走出“同化”和自我禁锢，对自身的犹太身份有了更广泛的认同。
第四，美国犹太青年群体对以色列认同高涨。在“六日战争”之前，美国犹太社会受“同化”的影响，年轻一代人的族群意识淡漠，对以色列的认识和认同较模糊。“六日战争”促使美国犹太青年认识到以色列在他们族群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很多犹太青年认识到以色列在他们心中地位的变化，在战前，以色列还只是“他们”，现在，以色列是“我们”。一位在布兰代斯大学读书的学生说：“我突然感到害怕，我的犹太背景和以色列的存在变得如此重要，我担心以色列会被击败……当以色列迅速取得胜利时，我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以及第一次感受到与以色列的紧密系。”不仅是在美国读书的犹太学生感受到这种变化，一位在以色列读书的美国犹太学生更是将以色列看成是自己的国家，他说：“我想尽我所能地留下来，以便能够帮助我的国家渡过难关，以此表达对我的宗教、我的民族和我的国家的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六日战争”刺激年轻一代的民族意识的复归和族群认同的高涨。时任美国外交大使的扫罗·戈德堡对此解释道：“战争期间，精神上的担忧、情感上的冲击和积极支持以色列的渴望席卷了整个美国犹太社区，这反映在大学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青年学生对以色列的责任意识和犹太族群认同的增强。”“六日战争”对美国犹太青年的身份认同影响深远，促进了犹太青年对以色列的认同感，这种认同反过来强化了他们自身的犹太身份，正是“通过对以色列的认同，年轻人意识到他们犹太身份的重要性”。
“六日战争”促进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情感认同的转折。在战争的刺激下，美国犹太人所长期忽视的族群情感瞬间得到释放、迸发。战争强化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情感认同，他们明确地感受到以色列在其心中地位的上升，在此之前，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从未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很多犹太人都不相信以色列会主导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然而事实确是，美国犹太人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比任何人预见的都要强烈和广泛。”事实证明，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态度和认识，对以色列的情感认同迅速提升。正如阿瑟·赫茨伯格所说，“当以色列遭受阿拉伯国家的威胁时，美国犹太社团的情绪经历了突然地、激进地也可能是永久性地变化”，这是美国犹太人应激性的本能反应，这种情感转变最深层的含义就是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强烈认同。
对于美国犹太人来说，“六日战争”促使他们对以色列情感的归属和犹太身份认同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战争是神圣的仪式，战争造就了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六日战争”无疑是影响美国犹太族群认同变化的关键事件，也是美国犹太人生活的转折点。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唤醒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强烈的情感认同。“六日战争”使得以美国为首的流散地犹太人的族群意识和对以色列的认同迅速加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积极地参与保卫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的行动中，展示了不同以往的“爱国”情怀与团结一致的精神气质。战后，美国犹太社团对以色列了解的渴望和需求增加，对以色列的关注一度成为美国犹太人公共生活的中心。美国犹太人将以色列看成是其族群身份的重要依托和现代美国犹太身份的重要组成元素，是同“他们”命运与共的一分子。“六日战争”激发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关注和情怀，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族群认同的重要维度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犹太人作为典型的散居族裔，其族群认同受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具有超越领土边界和地域限制的特点，体现了犹太人认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