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帝国审查制度迅速结束，无数的新报纸以惊人的速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或者关闭）。看上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民急不可耐地想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无论是通过报纸、俱乐部会议、街头游行还是戏剧表演。在公共咖啡馆和酒吧内进行的讨论越发光明正大，这些场所也往往提供最新的报纸供大众阅读。不少城市的男女市民通过接受新的衣着风格、致辞方式，甚至有时候是新姓名，引人注目地表达他们对革命的认可。许多社群迅速创造出一系列仪式来纪念，进而解读和掌控近期革命事件的意义与重要性。
1848年，第一份不经审查便发行的报纸在维也纳街头销售。该幅水彩画原作者为Johann Nepomuk Höfel（Erich Lessing / Art Resource, NY）
首要表现是，我们可以见到城市居民加入新组建的国民自卫队在大街小巷巡逻，保护街坊不受骚乱和不安定局面的侵扰，通过这种行为，人们强调了他们自己在本地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在此之前，国民自卫队只是礼仪性的小型组织，其成员资格更像是一种局限在城内最富裕人士圈子内的团体特权。但在1848年，情况截然相反，自卫队很快就成为一种活跃的、阳刚的、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或者自律的）象征。它适用于那些自食其力，并组成更广大社群的人们。不过这个社群在实际上的范围有多广，依然还是当地人热烈讨论并悬而未决的问题。自卫队是地方中产阶层骄傲的具体表现，这个群体见证了他们是怎样从缺乏社会权力，逐渐得以承担管理城市责任的过程。事实上，自卫队这种重要的象征意义甚至同样反映在没有受到社会动乱侵扰，却着手组织自卫队的社群中。一份3月17日发表于奥帕瓦的小册子宣称，武装“市民们”将给予“人民”保护自身权利的力量。
国民自卫队队员的荣誉建立在全体公民的荣誉之上。从现在起，他变得非常重要（er ist kein Null mehr）。他就像几个世纪以来的先祖们那么勇敢无畏，并且（眼下）他感到自己已经赢回了荣誉与力量。为了最纯洁高尚的事业，人们拿起武器，保卫正义与法律。51
正如《民法通则》一样，这些宣言使用了一种普遍主义的语言，让人们相信“人民”和“公民”是同一个群体，即便实际上政治活动家们认为，只有拥有一定财产和社会独立地位的人才有资格申请自卫队成员和具有积极公民资格。当时的人乐于把自卫队的组建描述成为保护大众利益、“将人民武装起来”。过去的旧政权认为人民既不够成熟，也没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而新组建的国民自卫队则主张人民有能力自治。帝国各处的自卫队成员声称他们的目的是“积极保护新得到的自由”，同时“力促和平、安全和秩序”。尽管除了可能存在的反革命复辟势力之外，他们还并不清楚究竟要对抗何种敌人。52
事实上，正如1848年欧洲其他地方所表现的情况那样，奥地利帝国社会中所谓的“人民”指代的是全体国人中特定的一部分，即那些出于自身利益，已经准备好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尽管各种小册子和演讲都大力赞颂自卫队在普世的层面上“武装人民”的意义，但事实上，无论是国民自卫队或是学界武装团体，它们组织起来的武装人员只是宣称代表所有人民的利益罢了。在前文中来自奥帕瓦的那份小册子里，规定了一个人只有“聪明、受过教育、拥有荣誉、受人尊敬”，才有资格加入自卫队——这些美德都是为城市中有产者和受过较高等教育的人量身定做的。53绝大多数革命者相信，由于他们与城市有产者在社区中属于利益共同体，因此有产者们是唯一代表集体利益的共同意志执行者。这也就能解释，在匆忙组建国民自卫队时，为何地方上的新当局会极力避免无产者拥有武器。他们认为，在追求更大的社群福祉的事业上，城市工人或学徒不值得信赖。如果听任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产工人自决，他们将把自己短视、自私、狭隘的小团体利益强加于整个社区，而不是为了实现大众福祉而无私奋斗。
在一些城镇中，新的革命社群在自卫队成员资格上产生了其他问题。举例来说，犹太人，尤其是犹太有产者，可以被认为是“人民”的一部分吗？他们的利益与整个社群的利益是否对立呢？位于帝国东部加利西亚的布罗迪，被认为是整个奥地利“最犹太化的城市”，它的国民自卫队实际上就是犹太人的自卫队。54在维也纳，许多犹太人加入了国民警卫队，学界武装团体的领袖也是一个犹太人（Adolf Fischhof）。当然，在3月主持纪念革命第一位烈士，摩拉维亚犹太学生卡尔·海因里希·施皮策的仪式也是由一位神父和一位犹太教拉比共同主持的。55然而在布拉格，情况却有所不同，1845年，当地曾爆发过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因此犹太人认为他们有必要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这或许也能够解释1848年3月23日，在布拉格举行纪念施皮策的活动时，当地犹太人积极热心的捐款表现。人们在布拉格的老犹太教堂举办纪念烈士的宗教活动，亦有不少学生和来自本地社团的基督徒参与其中。教堂的中央摆放着一座被蜡烛环绕的巨大灵柩，它的前端描绘着一头波希米亚狮子，并有铭文“上帝给予他永恒之福”。犹太学生们持剑守卫在灵柩两侧，使得这个场景拥有了阳刚的军事化特征。布拉格的犹太社群显然希望通过革命获得解放，索尔·伊萨克·坎普夫拉比（Saul Isaak Kämpf）在演说中反复提醒听众，假如没有全社会的平等，自由就无从提起。他说：
难道我们不是同一座城市的居民、同一个国家的孩子，以及同一个国王的臣民吗？难道对祖国的热爱，没有激励我们行动起来吗？……无论我们是德意志人或是斯拉夫人，无论我们是闪米特人还是雅弗人（欧洲人）的后代，我们都是波希米亚人。我等波希米亚人，为这个国家（奥地利）的居民们树立了一个明确的榜样。尽管他们或许也来自不同的人种和语言背景，但仍可以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这个整体对我们祖国的福祉来说无可替代，但只有自由的太阳升起，将光与带来生机的热散布给所有人，它才能真正变为现实。56
1848年3月，当佩斯的犹太人志愿加入地方自卫队时，这座城市的基督徒同胞却将他们排除在外。在之后佩斯和普莱斯堡发生的反犹骚动中，政府甚至下令收缴犹太人的武器，惩罚骚乱中的受害者，时人对此大为诟病。57激进的诗人裴多菲·山多尔因此在佩斯组织了一支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民族自卫队，以此响应政府的举动。不过遗憾的是，他的行为在匈牙利只是一个例外，当匈牙利新宪法，即“四月法令”颁布时，犹太人并没有从中得到完全的解放。与匈牙利不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一起加入国民自卫队，有时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一位名叫博斯科维采（Boskowitz /Boskovice）的中士这样写道：“我们犹太人在这里与基督徒同胞们和平和谐地共同生活，他们甚至以最友善的态度接纳我们成为地方国民自卫队光荣的一员。”58不过在近来以犹太人与基督徒紧张关系为题材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发现在摩拉维亚的城市中，犹太人往往只能独立组建自卫队。59以1848年7月，一个来自乌赫尔布罗德（Ungarisch Brod / Uherský Brod）犹太卫队的代表向维也纳政府请愿求助的事为例，这位代表曾经这样报告：
由于基督徒不能容忍我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在征得司令官同意后不得不组建一个独立的连队，并且自掏腰包装备武器、置办制服。但一段时间以来，针对我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令人愤慨。我们小区内的一些成员，只因为佩戴国民自卫队的徽章，就遭到他们的侮辱。我们向官员求助也无济于事，他们无法保护我们。60
在加入国民自卫队的同时，地方的活动家们还创立了一系列详尽的礼仪形式，强调他们在这个已经变革的世界中举足轻重的象征作用。通过这么做，各个社会团体以更积极的公民身份表达形式来展现自己的骄傲，而参与其中的人们并不仅限于国民自卫队成员。举例来说，中产阶层妇女组成了一些社团，靠着为地方连队制作旗帜、组建辅助联合会筹集款项满足自卫队需要（比如制服和武器的开销），以及在捐献或者联队旗帜祝圣的场合帮忙组织盛大典礼，在自卫队角度的公民身份诠释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些庆典活动让女性参与其中，使她们第一次拥有正式的公共角色。而人们通过将一个社区中的爱国女性放在国民自卫队的象征角色，即所谓“旗帜之母”上，来强调两性之间的功能性差别。国民自卫队的成员宣誓守护自由、保护祖国，而对自己的民族而言，他们还承诺会保护社群内妇女们的荣誉，最后一项宣誓帮助创造了一种新的公民男子气概，这种气概通过男性对女性的保护来进行界定。因此，妇女们为自卫队制作的旗帜就成为特别的象征，它们代表着人们对男性公民保护城市内中产阶层女性（显然如此）尊严的认可。与此同时，妇女们亦借助她们的手工作品——为连队制作的旗帜，在公民仪式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正如一位“维也纳爱国妇女”在致报纸《大众之友》（Volksfreund）的信中所主张的，“未来我们亲手制作的旗帜，将引领队伍在任何需要的时候保卫我们的自由”。61
1848年，由自卫队成员和学界团体成员创作的各种热情洋溢且感人肺腑的歌曲、诗作与颂歌同样证明了所谓的“旗帜之母”是集各种美德以及需要男性保护的事物于一身的象征。62不过这些歌曲和绘画作品偶尔会给予革命中的女性更加积极的角色。63在此有一支捷克语的流行歌曲《英雄的爱：1848年3月18日为柏林自由奋斗的战场一幕》不但描写了奥地利之外的事件，还讲述了一名英勇女子在爱人牺牲于巷战之后投身战场的故事。这支歌结束在女主人公英勇捐躯之时，同时它号召波希米亚（捷克）妇女加入她们爱国的男性同胞中，一起参与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投身于为了自由、正义和祖国的战斗中去。尽管长期以来，性别的刻板印象要求女性服务于安全的家庭环境，但这首流行歌曲表达的意象令我们想起在1848年一年中，有20名妇女在3月的革命中献身，另外在10月维也纳血腥的起义中，也有40名妇女献出了生命。64
在革命发生的最初几个月，男人和女人们通过穿着特定服饰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革命热情。当匈牙利新政府正式选择红、白、绿三色作为国旗颜色时，佩斯和普莱斯堡的许多居民立即将这三种颜色运用到日常服饰中，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承诺。65在佩斯有一个名叫“激进匈牙利女性”的社团，它的成员们强调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她们的姐妹同胞应当时常“说匈牙利语、买国货、穿着民族服装、跳（像恰尔达什舞一类的）民族舞蹈”。这些号召点出一个事实：在当时，绝大多数匈牙利城市居民通常说德语，而不是匈牙利语。但在1848年，这个事实一点也没有减损人们对匈牙利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它甚至令一些原本说德语的匈牙利人开始学习匈牙利语。许多爱国犹太人改变了他们的姓名。举例来说，佩斯的一位犹太民间自卫队的组织者，就给他招募到的所有成员起了听起来像匈牙利名称的名字。66
在帝国的其他地区，颜色和服饰风格同样是革命认同的强有力标志。先前人们用佩戴白色帽徽和缎带的方式表达对革命的支持，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在1848年3月导致维也纳革命的那几周内，舞会上的女性（毕竟此时恰逢狂欢季）热情高涨地表达出她们支持宪政君主国的情绪，她们“撕碎自己的面纱，用白色的领巾、肩带、蝴蝶结与帽徽装饰她们的男伴”67。维也纳的中产阶层与贵族妇女和佩斯的女性同胞一样，改造自己的服饰，更清晰鲜明地展示出她们在政治上对革命的同情倾向。在一份面向维也纳妇女的街头小册子中，作者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挚爱的祖国，为了全体国民，特别是那些失业者的福祉，让我们保证不购买任何外国货。”68这其中法国帽子特别遭到抵制，因为它不单是舶来品，还带有太多贵族阶级肤浅的色彩。一份刊登在《宪报》（Consititution）上的妇女来信建议，爱国妇女可以拿实用的草帽取代法国女帽，并且在草帽上装饰代表德意志民族的黑、红、金三色缎带。69事实上，到了3月底，白缎带已经基本从人们的服饰上消失，民族或者地区代表色取代了它的位置。那些因一个统一新德国的前景而兴奋不已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或许会穿戴红、黑、金三色的服饰，而捷克或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们则会使用红、白、蓝三色。红、黑、金三色组合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德意志诸国抵抗拿破仑军事行动的事件，如今它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中欧，作为一个自由与支持统一德意志的跨地域象征重新出现。维也纳革命报纸《黑红金》（Schwarz-Roth-Gold）向读者解释了这些颜色当下的现实意义：革命将奥地利从有害的分裂孤立的长夜（黑色）中解救出来，它引领国家穿过民族统一的欢乐意识带来的黎明（红色），触摸到中欧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在精神上团结一致的曙光（金色）。70
上述所有对个人革命认同公开性的强调（具体对外表现在衣着、姓名和称呼方式上），其脚本大多来自中产阶层革命者对革命事件的浪漫化理解以及60年前第一次法国革命，特别是其所谓“恐怖统治时期”的特点。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不少风俗习惯，引自古典时期和古罗马时期。但讽刺的是，半个世纪前，爱国的奥地利人动员起来抵抗法国人以及他们的革命，1848年的哈布斯堡国民却将他们自己和同时代的同胞当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丹东现代化的代表。71维也纳和佩斯的激进分子还沿用法国的先例，重新组建地方政府，称其为“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些组织其实和法国的同名组织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在1848年春，各个城市新涌现的政治俱乐部中制定的习俗中，上述的“剧本”就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俱乐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组织与社会环境，这个环境制定并推广了关于颜色、服饰、称呼、歌曲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当时的一些政治议题中的公共理念。以国民自卫队为例，政治俱乐部为那些志同道合的本地人提供了聚会的场所，让他们可以制定、讨论以及尝试推行政治目标。维也纳的例子尤其突出，3—10月，城市内的民主俱乐部将革命带向了更加激进的方向，而相对较保守的俱乐部则试图抑制革命的热潮。
奥地利帝国的政治俱乐部，以演讲、请愿和制作政治小册子等方式宣传推动他们感兴趣的议题。俱乐部内部会议则提供给成员一个训练适应议会流程的场所，并让他们从中学到一种组织合理、基于规则的互动方式，以此和人们认为恣意妄为、专横独断的旧政权形成鲜明对比。和佩斯的“激进匈牙利女性”组织类似，在卡罗琳·冯·佩林男爵夫人（Baroness Caroline von Perin）的领导下，维也纳民主妇女第一协会针对女工报酬被削减的问题，在8月组织了起义。一份匿名小册子邀请忧国忧民的“德意志贵族妇女”在左胸佩戴德意志的徽章，并参与维也纳人民公园正在筹备中的会议。这本小册子宣称：“我们并不想要成为亚马逊女战士那样的悍妇，而是响应号召，医治各处的创伤，我们不是裁判者，我们只是协调者。”不过无论妇女们的意图是什么，维也纳的讽刺漫画家还是很快把她们讥讽为现代的亚马逊女战士，一群男性捣乱分子也兴高采烈地前去扰乱女士们的第一次集会。尽管如此，这个妇女组织很快就成为一个供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女性面对面讨论的场所，妇女在一起探讨如何帮助维也纳最穷苦的女性脱离她们的悲惨境地。当然，我们也毫不惊讶地看到，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们还时常就其他社会议题展开争论。1848年9月，这个俱乐部的妇女们辩论的话题是：假如遭遇经济危机，是否应当强迫地主们延迟向遭受重创的工匠征收租金。而当佩林男爵夫人像很多走温和政治路线的男性一样，主张这样的延迟措施等同于损害地主的财产时，一位年轻的女工驳斥道：“每当穷人在挨饿，你们所有人就把被子拉过头顶装睡。”72
在帝国的其他城市中，活动家们也在1848年组织了众多政治俱乐部，其中还有些人特别组织了民族主义者的俱乐部。政府同样提倡那些可能支持它们地方事务进程的组织。在此我们举一个加利西亚的例子，在当地总督弗兰茨·施塔迪翁的暗中支持下，早期的乌克兰民族主主义者在普热梅希尔的希腊天主教主教领导下，在利沃夫组织了一个鲁塞尼亚人议会（Holovna Rus’ka Rada）。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鲁塞尼亚民族主义者不会在1848年挑明他们的自身利益，尤其是在回应波兰民族主义者对加利西亚的主张方面。更确切地说，这强调了维也纳方面竭尽所能破坏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波兰贵族与知识分子本地影响力，试图控制加利西亚事务。
这个鲁塞尼亚议会还在加利西亚发布了“鲁塞尼亚民族”的宣告，要求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让鲁塞尼亚语和波兰语获得同等的地位。5月10日，这个议会号召鲁塞尼亚人建立地区议会，议会成员需要包括乡村长者、城镇居民、受过教育的农民以及神父。通常来说，希腊礼天主教神父会主动组织和主持这些地区议会，而这些议会的成员资格则根据它们各自的规模与地方社会组成而有所不同。73对大多数农民组织来说，他们的计划首先强调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同时这些组织还表现出对波兰民族主义者“革命目标”的反对。此外，农民们逐渐将本地议会看作仲裁者，可以裁决他们与贵族地主就共有地和封建义务的纠纷，农民的求助书如雪片般飞来，把这些组织淹没了。这反过来迫使这些议会在1848年之后，更加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代表农民的利益，它们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事业，但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为农民的社会利益服务。
在左右民意方面，报纸在1848年起到的作用比俱乐部更大。革命期间，借审查法律与实践产生变化的东风，有数百份报纸井喷式出现。报刊的爆炸式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和地方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但由于同业竞争变得格外激烈，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存在了短短几期。74有些报纸实际上无异于便宜的小册子、宣传册或者街头传单。当时有人估计，仅1848年一年，在维也纳就出现了差不多200份新出版物，而其中有34份只出版发行了一次。75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报业文化也产生了转变。随着审查制度的骤然终结，许多报纸开始更多地依赖街头销售，而不是之前的私人订阅。报纸的印次和版本数目也大大超出订户的需求，显然，出版商希望能够在咖啡厅、酒吧或者街头销售更多的报纸。
当时报纸的名字，往往包含投身革命的元素，以此来增加销量。许多报纸在现有的名称中添加了诸如宪法、改革、自由和发展等流行词汇。它们要比过去的报纸刊载更多的政治新闻，这些报纸往往登载消息，复述国会或市议会的关于当前紧迫问题的辩论，偶尔也登载漫画。此外，它们还宣传流言八卦，以及无耻的诽谤，来针对本地的公众人物。因此，不久之后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革命政府就起草了出版法，来规管新出现的报刊刊登的内容。正如多年前约瑟夫二世震惊不已的追随者那样，自由主义者们对审查制度的终结怀抱着矛盾的态度。他们需要区分开对公共议题的恰当报告与不恰当的人身攻击，并做出一定的限制。一份来自西里西亚的小册子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这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明智地使用这项馈赠。一份自由报纸只能致力于公共生活，即国家与地方管理，它不能超越界限，涉及他人的私生活和个人品质。说谎者和做出可耻指控的报纸仍然需要面对法律的惩罚。76
至于报刊所用的语言和大众读者群，据1848年在波希米亚政府正式登记的100种报刊中，有41种使用捷克语，剩下的则使用德语。摩拉维亚政府登记在案的28种出版物中，有9种捷克语报刊。77的里雅斯特是整个帝国报刊增长潮流中的一个异数。这座城市在1848年没有出现新的报纸，这或许是因为的里雅斯特的居民已经可以获取许多已经存在且广受敬重的独立报纸，其中有很多来自国外。至于在识字率“地狱”——维也纳、波希米亚或的里雅斯特的加利西亚，在革命爆发之前当地有3份值得注意的重要报纸。1848年3月之后，当地有出现了37种波兰语报纸，以及至少一种乌克兰语出版物。这其中有20种出现在克拉科夫，12种出现在加利西亚首府利沃夫。78
来自克拉科夫的西加利西亚绅士创办了一份特别针对农民的波兰语报纸。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由于1846年的流血事件殷鉴不远，这类报纸纷纷努力鼓吹民族团结。当城市中的波兰语报纸把一句法语格言“自由、平等、博爱”放在报头位置时，面向农民的报纸则鼓吹更加稳健温和的格言，例如警觉（抵抗官僚们类似于1846年事件的干涉）、团结与和谐。面向农民的报纸选用古代传说、故事以及诗歌，以高度说教式的基调来宣传民族主义的爱国教育。它们向皇帝宣誓效忠（但宣称皇帝被一群邪恶的顾问围绕着），并且推崇宗教为最重要的统一社会制度。79
1848年，在各主要城市，报纸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不但体现在传播新闻方面，报纸还参与营造了针对当时一些重要议题的民意。3月的时候，早期革命的团结局面被革命者之间关于如何组织帝国，使其更系统化的冲突所取代，于是报纸和俱乐部成为供人们详细阐述不同政治目标的主要场所。在奥地利，上述的不同主张可以被分为在立场上互相交织的三种：支持政府的、自由主义的以及自诩民主或激进主义的。以维也纳为例，民主倾向的报纸和民主俱乐部一样，积极寻求让革命路线更左倾，在1848年夏秋两季，它们要求所有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实行全民普选，通过公共工程给城市提供社会福利，以及控制食品价格，建立租金调控机制。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们的要求，很多在这一年夏天得到实现（普选、福利公共工程以及控制租金除外）。在过去，自由主义的报纸同情工人和民主主义者，但作为对目前情况的响应，它开始逐渐站到政府这一边，担忧革命将威胁人们的财产权利和公共秩序。例如维也纳的一份日报《宪报》，就认为它的主要功能应当是“从文化角度引导缺乏教育的大众关注自身的利益”80。
在佩斯和普莱斯堡这样的匈牙利城市，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的克卢日，新出现的报纸同样代表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工人阶级差异巨大的政治立场。81其中一份特别针对工人阶级读者的《工人报》（Munkások Ujsága）可谓是立场最激进的报纸之一，它的订阅用户差不多在600人，但这份报纸通常会印刷3 000份左右，除分配给订户之外，其他的报纸都会在集市上分发给进城的乡下人。82一些用斯拉夫语印刷的匈牙利报纸，则被克罗地亚（通常是天主教徒）、塞尔维亚（通常是东正教徒）或罗马尼亚（东正教徒或一位论派教徒）的爱国人士用来动员新生的公众，反对不断抬头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而它很有可能强制所有匈牙利人使用匈牙利语。
1848年，报道新闻的记者往往和制造新闻的人们同属一个狭小的圈子。尤其像加利西亚，它受过教育的人群非常有限，因此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往往就是同一群人。至于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帝国西部，则逐渐可以夸耀当地拥有更多的文艺界或者学术界人士，譬如19世纪40年代在匈牙利颇为活跃的科苏特，来从事记者的工作。我们在第三章中读到的波希米亚年轻作家卡雷尔·哈夫利切克·波罗弗斯基的事迹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846年，哈夫利切克得到历史学家弗兰蒂谢克·巴拉茨基的推荐，成为官方报纸《布拉格新闻》（Pražské noviny）的主编，随后他迅速改善了这份报纸的质量、形象，并使它的征订用户得到增加。革命期间，哈夫利切克在1848年4月接管了新的自由派报纸《全国新闻》（Národní Noviny）。以这份报纸为媒介，哈夫利切克和他的同事们有机会将自由主义的革命理念公开翻译为他们试图说服的受教育人士们所使用的语言。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