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政坛十分混乱，政治暗杀频发，国家甚至走到了内战边缘。而且，整个70年代左派运动高涨，威胁到了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威胁到了凯末尔的政治遗产。1980年，土耳其军方在一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政府，取缔政党，关闭社团，实行军事统治。1983年，土耳其制定新宪法，将原来的议会内阁制改为议会总统制，重新开放了党禁，进行政党选举，组建了文官政府。祖国党在大选中获胜，厄扎尔组阁，建立了温和的中间道路政府，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
1980年军方之所以发动军事政变，一是因为土耳其左翼实力强大，军方感觉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二是因为政党自由的提高带来了政坛混乱。所以，军方在放开政党政治时，进行了许多限制，限制之前的政党参与大选，限制左派参与大选。所以，虽然1983年之后恢复了多党制，但是由于军方的限制，政治系统的开放程度并不是很高，尤其对以政治伊斯兰是如此。但是，对于文化伊斯兰来说，政治机会结构出现了有利的因素，那就是军政府并未对伊斯兰复兴运动进行全面的打击，反而对温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有所宽容。之后的厄扎尔政府也对温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持支持态度，葛兰运动得到了祖国党政府的许多支持，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很大发展。
这十年当中，政治伊斯兰是被军方边缘化的，也是军方防范的对象。由于军方意识到伊斯兰复兴运动是无法被消灭的，所以就选择支持温和的文化伊斯兰运动来抵制有极端倾向的政治伊斯兰。而且，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对外输出革命，土耳其国内的极端伊斯兰团体开始活跃，所以葛兰运动作为温和的文化伊斯兰运动得到支持，抵制极端思想的扩散。葛兰运动在这一阶段也力图与政治伊斯兰的繁荣党保持距离，刻意回避与繁荣党领导人的会面。虽然这期间土耳其繁荣党也活跃在土耳其政坛上，并且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大党，但是它的言论和行为受到军方的严格注视，在上台执政之前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与之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不同，这一阶段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组织情况变得更加良好，资源动员能力也变强。
葛兰运动作为温和的文化伊斯兰，受到了来自厄扎尔政府的支持，所以葛兰运动就有机会来扩展和完善自身的组织情况。葛兰公开支持厄扎尔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所以厄扎尔政府劝说军方解除了对葛兰布道的禁令和限制，葛兰得以公开地向土耳其社会宣扬自己的理念和思想，这就导致了葛兰运动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断增多，影响也不断扩大和深入。葛兰及其忠实的追随者组成了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团体，事实上是葛兰运动的引领者。厄扎尔政府为了加快发展土耳其的国民教育，在教育领域推行私有化，葛兰学校就在这个政策带来的机会之下发展壮大，成为了葛兰运动培养年轻人并输出社会影响的最重要的组织。此外，厄扎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宽松的宗教政策，让葛兰运动得以在商业、教育、媒体和金融等社会领域不断渗透，这些既成为了葛兰运动输出影响力的组织依托，也成为了葛兰运动的重要资金和人力来源。在这些基础上，葛兰运动的影响力又进一步向国家政治领域渗透，在政府和军队当中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这一时期，繁荣党虽然在军队是被严重防范和限制的对象，是有极端倾向的政治伊斯兰组织，但是繁荣党自身的组织形态与之前的伊斯兰政党相比，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之前土耳其的绝大多数政党的组织形态都是仿效凯末尔创建的共和人民党，是一种经营类型的政党，与基层民众联系很少，基层组织较为薄弱。而繁荣党则在建立之初，就把基层组织设在每个投票站、每个街道，并且还有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来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而且繁荣党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进行党内的政治教育，以便于统一思想和行动。而且，由于祖国党政府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取消了国家的福利功能，所以地方上的清真寺和宗教团体承担起了对困难团体的扶助工作。这样一来，社会底层对亲伊斯兰的繁荣党的支持度就大大增加。而且，繁荣党吸引了大批以前无法参与精英政党的小商人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因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利益受损的中产阶级，这些群体的支持给繁荣党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
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来源即是伊斯兰教，因此国家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变化，就会影响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框架整合能力。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政坛处于分裂的状态。但是这种分裂不是世俗与宗教的分裂，而是左翼与右翼的分裂。1980年军事政变之后，为了弥合左右之争带来的意识形态分裂，也为了打击土耳其的左翼运动，土耳其军政府开始推行“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与伊斯兰主义思想的混合体，受到了土耳其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成功的抵制了左翼的共产主义思想。
由于“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思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所以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受此影响，其框架整合能力大大提升。一方面，官方对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持宽容态度，并且在学校教育中宣扬“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思想，土耳其国民对伊斯兰主义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增强，国家的支持和认可也带来了一定的合法性上的增强。另一方面，随着祖国党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一系列的改革，土耳其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清真寺为代表的伊斯兰组织，抓住这个机会，在土耳其的社会生活当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这样就给伊斯兰复兴运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思想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认可。此外，得益于有利的政治机会结构，繁荣党和葛兰运动在组织情况和宣传能力上都有很明显的进步，更加增强了伊斯兰复兴主义在土耳其的影响力。所以从整体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外部环境，客观上为其框架整合能力的提高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且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本文节选自《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冯鹏远，第二章“20世纪的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