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6月，一位年轻的普鲁士贵族来到无忧宫朝见腓特烈·威廉四世。这位容克地主当年33岁，他尝试说服国王，镇压革命仅仅是一场维持保守秩序的“自卫战争”，但“我无法让国王相信，他丝毫不必担忧自己的权力会有所削弱”，也没能说服他抵抗普鲁士议会的“篡权”之举。 1 这位贵族就是奥托·冯·俾斯麦，虽然目前还只是个小人物，但正如我们所知，他将会成为德意志历史上最杰出的——虽然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家。事实上，俾斯麦也哀叹绝对主义的崩溃：“过去的辉煌已经被埋葬……人力无法改变，现在君主本人也要为绝对主义的棺木添一抔土。” 2 不过，这位容克地主很快重拾信心。革命之前，宫廷中的保守派已经注意到了他。在1847年的联合省议会中，俾斯麦的演讲充分表明了他是国王的忠实支持者。国王面前的红人、保守派利奥波德·冯·格拉赫注意到了他。1848年夏天，国王还不愿听取俾斯麦的意见，但到秋天时，形势已然大变，国王做好了打击革命派的准备。
全欧洲的保守派慢慢放松了神经，也在政治上夺回了主动权。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夏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撼动了自由派的核心力量。社会革命和工人阶级动乱一触即发，对社会分裂的担忧让保守派日益壮大。可能在未来的动乱中蒙受损失的人都逐渐远离了政治中心，转而支持法律与秩序。在竭力维护社会稳定时，自由派虽然很不情愿，但却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不得不与宿敌——保守派合作。经济和社会危机还在持续，保守派和激进派都想巩固自身的地位，革命因此分裂。自由派渐渐倒向保守派，并从后者那里获取他们曾经反对的镇压手段。正是这种左右翼的两极分化使保守派最终获胜，因为他们不仅力量强大，还逐步赢回了人民的支持，这都是自由派不具备的优势。
许多旧国家机构在1848年革命中毫发无伤。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革命者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和法律体系，虽然各部大臣现在要向立法机构负责，但仍需得到君主任命。这一现象在奥地利最为突出，帝国的核心架构并未改变，君主、宫廷、大臣会议、帝国中的官僚制度和军队都得以保留。 3 这意味着，除非像在法国和奥地利的北意大利辖省一样，旧政权被完全推翻，否则人员不会有很大变动，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追随君主，而不是那些刚崛起的自由派，因为不这样的话，君主就会罢免他们，转而任命自己的支持者。哈布斯堡帝国各地区的长官，比如加利西亚的施塔迪翁和波希米亚的图恩，仍是当地有权有势的人物，有能力利用废除农奴制等改革措施为皇帝争取人民的支持。在克罗地亚，虽然名义上人们受匈牙利政府的统治，但军区总督耶拉契奇命令他治下人民服从皇帝而非匈牙利政府。因此，自由派无法确定他们手下的行政人员和立法人员到底效忠于谁。甚至在法国也是如此，临时政府将委员派往各省，试图用共和派取代支持（或暗中支持）君主制的地方长官，并解散城镇议会。但这种针对地方机构的清洗并不像共和派想象的那么彻底。当然，在地方激进主义根深蒂固的东南地区，几乎所有当权人物都被撤换了，甚至最小村庄的村长也没能幸免。但在其他地区，那些现有的行政长官只要发誓效忠共和国，就会继续留在自己的职位上。这些人便是所谓的“明日共和主义者”——务实地转为共和主义者，却常常露出君主派的尾巴。 4 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情况类似，官员们选择展示民族的标志旗帜而非王朝的旗帜，以此宣告他们对新秩序（可疑）的忠诚。 5
控制武装力量当然至关重要。法国军队向来为法国这一“国家”服务，尽管政治制度在民主制、君主制和专制间不断摇摆，但国家作为一个实体稳定存在，并且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变迁中保持着连贯性。然而，最终当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竟然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法国军队也变成了专制统治的工具。在其他地区，王室牢牢掌控着军队。教皇庇护九世和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都有权命令自己的军队，让他们从与奥地利的冲突中抽身。后者还成功利用军队镇压了那不勒斯革命和西西里独立运动。在奥地利帝国，由于保守派大臣们仍听命于皇帝，拉德茨基、温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都有兵权，并能以皇帝的名义调动军队。在德意志，军队由一个个小公国的政府掌控，其实也就是受各邦君主掌控。当德意志自由派为巴登共和运动的失败、波兰波兹南民族运动的失败，以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丹麦民族运动被镇压而鼓掌叫好时，他们其实是在玩火自焚。军权不仅掌握在旧政权统治者手中，还被用来满足旧德意志邦联的需求。这说明，首先，实权还是掌握在各个邦国，尤其是强大的普鲁士手中。其次，德意志邦国尽管是梅特涅留下的保守遗产，遭自由派厌恶，这一组织仍然相当有活力。正因为军队仍能为腓特烈·威廉四世所用，俾斯麦才会告诉他，他比自己想象的更有实力。“我是对的，”俾斯麦事后回忆道，“一道道不假思索而立刻被执行的军令证明了我的观点。” 6 匈牙利是个例外，因为其自由派领袖来自有产政治贵族，所以自由派能掌握从国家到县各个级别的政治机关，以及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马扎尔人率领的军队。
在其他地方，革命不过是在保守派势力的表面抓挠了几下。一旦重拾自信，保守派就开始使用一些自由派敌人的招数进行反击，如利用报纸和消息网来动员和传播政治观念。那个夏天，保守派的报纸和政治组织因第一次反革命的成功而迅速发展。奥地利出现了新的报刊，包括为天主教会辩护的《维也纳教会报》（Wiener Kirchenzeitung），以及极尽低俗之能，攻击和污蔑革命的《苦难》（Geissel）。9月中旬，《苦难》的编辑、为人极为刻薄的J. F.伯林格（J. F. Böhringer），因在编辑部办公室窗口挥舞帝国和黑金旗帜而被愤怒的维也纳暴民围攻，最终被国民卫队救了出来，这算是极其讽刺的一幕了。奥地利保守派终于组建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宪政俱乐部（Constitutional Club）。看这名字就知道，宪政俱乐部不打算让奥地利重回梅特涅的绝对主义时代，而是要捍卫自由与议会秩序，打击“一切共和主义的大胆侵犯”，它将共和主义看作“对祖国和宪政自由的背叛”。 7 实际上，在维也纳除天主教会以外，只有这个组织能够团结所有恐惧激进派及其影响的人。于是很多不怎么关心宪政，而是关心国家的法律与秩序的人，都被宪政俱乐部吸引了。没多久，这一组织就吸纳了2.2万—3万名成员。许布纳伯爵认为，宪政俱乐部的成功“是个好兆头”。 8
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保守派还有一个有力的道德武器——宗教。在欧洲一些地区，真正让民众忠于旧秩序的是宗教。那时也有一些著名的激进派宗教人士，他们又叫“红”教士，比如意大利的加瓦齐神父和法国著名知识分子阿贝·费利西泰·罗贝尔·德·拉梅内（Abbé 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拉梅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直接源于其宗教信仰，他的畅销书《教徒之言》（Paroles d’un croyant）将耶稣刻画为穷人的朋友，他也相信上帝通过“人民”发声，人民的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1832年，他创办的报纸《未来报》（L’Avenir）遭教皇禁止。1848年，他被选入议会，与左翼站在一起，他也是议会中少数愿为6月的事件辩护的人。托克维尔曾与拉梅内一同起草第二共和国宪法，他注意到，拉梅内的绿色教士袍下似乎还穿着黄色马甲，但他的举止依旧十分谦虚，甚至有些窘迫，好像刚刚离开教堂的圣器室似的。 9
然而，宗教的道德力量似乎更常站在保守派那边。在新教的普鲁士，路德教派牧师在组建保守派组织“国王与祖国”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奥地利的蒂罗尔、那不勒斯王国的阿布鲁奇（Abruzzi）和法国的布列塔尼等地区都是天主教和保守势力的据点。 10 6月，在布列塔尼的雷恩，不知是谁锯倒了4月栽下的“自由之树”，树桩上贴了一张字条：“臭名昭著的共和制就此终结！”当局宣称，这一难以置信的事件是6月初的补缺选举促成的，当时教士曾公开支持保王派候选人。 11 在一些国家，新兴组织的宣传和布道坛上教士的宣讲一样能激发人们的宗教虔诚。早在1848年3月，德意志就成立了第一个“庇护会”（Pius Associations），该团体以教皇的名字命名，目的是保护天主教会不受自由派世俗主义的破坏。10月底，整个德意志地区已经出现了400个类似的组织，成员多达10万。这些组织向议会施压，确保耶稣会会士仍能在德意志境内活动（当时所有思想自由的人都认为耶稣会会士是怪人），同时教会仍有权监督公立学校的宗教教育。 12 宗教引导农民找回扎根于内心的忠诚，也保护了传统秩序（其实农民从未完全抛弃过传统）。广大农民的沉寂正是保守派手中的王牌。
Ⅰ 废除农奴制
欧洲农民在1848年前3个月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起义加速了旧秩序的崩溃。在东欧，旧秩序主要指农奴制；在西欧则指税收制度、低薪、繁重的债务、地主残余的特权和对森林及草地的控制权。各党派成员都开始创办针对农民的报纸，这在很多地方前所未有。匈牙利激进派坦契奇·米哈伊（Táncsics Mihály）先后做过农民和裁缝，后来当了教师，他创办的《工人报》（Worker’s Newspaper）从3月底开始发行。坦契奇所指的工人，不是城市中的学徒工，而是农村的劳动者。他号召实行男性普选，要求废除匈牙利自由派没能废除的封建残余。这些在集市日免费发放给农民的报纸使坦契奇成了少数当选匈牙利新议会议员的激进派成员。 13 在其他地区，由于这次革命，农民第一次见到了投票箱。他们不一定明白现代政治的复杂概念。比如，捷克农民认为“立宪制”仅仅是指不用为庄园主提供义务劳动。自由派报刊抱怨捷克农民不懂“民主”“反动”“专制”和“等级制度”等政治术语。像“国家主权”这种本身含义模糊的术语，他们不明白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们不太可能连“贵族”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14 无论如何，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第一次有了投票权，有些还被选为代表。7月22日，奥地利议会首次召开会议，会上有383名代表，其中92名是农民。5月31日的摩拉维亚议会声称，其247名代表中有97名农民，这可以称得上是“农民议会”了。
可见，1848年革命并不局限于城市地区，也前所未有地激发了许多农民对政治的兴趣。但是其发展的程度则由农民获得的利益决定。一旦农民的利益得以实现，他们就会回归中立，不再参与斗争。如果（像在法国）革命的激进化让有产农民感到不安，或者（像在匈牙利及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自由派政权没有完全达到农民的期待，农民很容易转而支持新秩序的敌人。农民偶尔会变得很激进，但大部分时候都很保守。自由派要么本身就是地主，要么坚定地维护财产权，所以他们不会支持那些能满足农民要求的激进措施。比如，农奴制废除后，地主会收到补偿金，补偿金的一部分需要由农民自己承担，许多农民因此背上了几十年的债务。自由派政权显然没有兑现他们当初的承诺，这引起了农民的愤怒。尤其在春天的几场混乱过后，农民被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带来的动乱所困扰，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重拾驯服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从对地主的顺从和对君主的臣服中寻找安全感。那些实施普选或大部分男性都有投票权的地区，保守的农民成为自由派的障碍。不管在哪里，农民的保守性都是反革命的支柱，或者说是基石。
乡村革命在中欧和东欧的反响最为剧烈。因为在国家和地主的压迫下，农民要担负沉重的职责，包括农奴制。而在西欧，农民致力于清除传统领主制（有时候也叫封建制）的残余，到18世纪，领主制已经，或者说几乎已经被废除了。1848年，对扎克雷起义（Jacquerie） i 的恐惧加快了中欧和东欧废除农奴制的进程。这类农民起义针对的是领主、政府官员和其他农民憎恨的群体，而其中的农民通常不受控制，行为难以预测。1846年，乌克兰农民屠杀了加利西亚的波兰贵族，有此先例，欧洲领主害怕自己的农奴和佃户将来也可能起义。到1848年春天，几乎所有中欧和东欧的农民都拒绝履行义务或缴纳地租，而政府的软弱又使地主无法依靠政府强制农民履行义务，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不受农民暴力的损害。最终，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满足叛乱农民的要求，废除农民对领主的义务，并在依旧实施农奴制的地方废除农奴制。废除农奴制，意味着领主将失去免费劳动力，做出物质上的牺牲。此外，由于农奴对自己耕作的土地并没有所有权，给他们自由却不给他们土地，会让他们陷入贫困、不安，也可能引发叛乱。另一方面，给获得自由的农民土地，意味着从领主手中夺取土地，而领主会（根据自由派自己秉持的准则）声称这破坏了财产权。最终，人们同意，在解放农奴的过程中，领主可以因为失去农民劳动力及土地而获得赔偿。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法。
4月11日，奥地利政府颁布声明，承诺自1849年1月1日起，所有农民不必再被迫为领主劳动或上缴劳动产品。实际上，维也纳早就在形式更紧张的地区开始了解放农奴的进程。3月，在波希米亚，捷克乡村地区农民对领主的强烈不满喷涌而出，农民谋杀领主，推行“人民正义”。布拉格的国民委员会里，来自超过1 200个村庄的580多份农民请愿书堆积如山，直到6月反革命活动到来前，请愿书还在不断涌来。惊慌的贵族要求政府立刻解决农村的危机。1848年3月28日，波希米亚废除了令农民恨之入骨的强制劳役，从1849年3月31日开始实施。毫无疑问，摩拉维亚的“农民议会”就没那么有耐心了，他们废除强制劳役和封建地租的法案自1848年7月1日就开始生效。 15 在奥地利，农奴制问题于7月24日被提交帝国议会裁决。年轻的西里西亚代表汉斯·库德里希（Hans Kudlich）是农民的后代，他向议会提出要废除“所有从属关系及其附带的权利和义务”。 16 给农民自由不是问题，补偿金才是这个夏天纷争不断的缘由，革命力量出现了分裂。激进派强烈反对支付补偿金，而政府成员多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坚持认为补偿金是必要的。农民代表当然坚决反对补偿金，一位加利西亚的农民代表称，在他们那儿，农民在离贵族家300步远的地方就要脱帽以示尊敬，而地主嫌农民又脏又臭，不愿在家中接待他们。“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我们现在还得给他们补偿金？” 17 9月7日，政府颁布法令，用折中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规定只对财产权受损的情况给予补偿，而对人身奴役的部分不予补偿。详细规定直到1853年才出台，政府和农民须各付1/3的补偿金，剩下的1/3作为税收从总补偿金中扣除，理由是政府日后将代替地主管理农民、负责司法和维护治安。
短期来看，这些规定使地主损失了大笔收入。他们现在必须给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付工资，还要自己花钱买马买牛，用来耕地和运输，而在过去的强制劳役下，马和牛都是用农民自己的。农民不再受土地的束缚，但地主收到的补偿金却比市价低了很多。脾气暴躁的温迪施格雷茨元帅对法令极其不满：“最大胆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敢效仿奥地利政府的做法。” 18 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却触到了政府更深层的动机，废除农奴制不仅是因为害怕乡村发生动乱。欧洲的局势早就说明，能获得农民支持的一方，更有可能在1848年革命中获胜。所以，加利西亚于4月22日突然废除农奴制，比奥地利其他地区早了好几个月。总督弗朗茨·施塔迪翁宣布立刻废除，是为了防止波兰民族主义者先解放农奴。R.约翰·拉特（R. John Rath）认为，解放农民是“政府在革命期间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 19 皇帝大可陶醉在农民的感激中，把自己看作满足农民最迫切需求的功臣。4月11日和9月7日颁布的废奴法案都将皇帝的名字写在顶端，于是，3月的乡村骚乱后，大多数农民都安定下来，享受刚获得的自由的甜蜜，不再参与1848年的其他革命暴动。9月24日，奥地利农民参与了一场2万人的活动，庆祝“封建制”的废除，他们不再跟随维也纳的激进派，而此前正是后者在议会中为农民的权利辩护。现在农民们站在了秩序的一方，以保护他们的胜利果实、宗教信仰和他们敬爱的皇帝。10月，维也纳的革命运动进入了尾声，可怜的激进派不得不深入乡村，在农民中寻求支持，其中就包括废奴法案的起草者汉斯·库德里希。但是，农民却用干草叉和捕鸟枪迎接他们，将他们送交政府。
长远来看，废奴法案中的条款也强化了乡村的保守秩序。尽管地主拿到的补偿金是原定金额的2/3，但他们却不用再对农民直接负责，节省了很多时间和花销。他们可以用补偿金革新农业技术，提升农场效益，而那些被解放的农民，不但耕地面积更小，还要花20年分期缴纳补偿金，必然无法与地主竞争。 20 在加利西亚，虽然政府承担了对地主的所有补偿金，但农民还是要通过有息贷款向政府偿还这笔钱，分期付款，还贷期长达50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被解放的农民还是要找地主赊账，靠地主给他们土地和工作。捷克激进派J. V.弗里茨（J. V. Fric）后来“祝贺”1848年议会“牺牲农民而不是贵族的利益”解决了农奴制问题。 21
匈牙利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科苏特就于3月18日迅速通过了解放农民的法案。听说马上就能获得解放，农民把激动的心情化作了行动。他们占领领主的土地，拒缴地租和其他租金，蔑视领主特权，屠杀牲畜，闯入森林抢掠，销毁采邑记录。匈牙利议会在《四月法令》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废除劳役、什一税、租赋及其他领主特权。在实践中，农民才发现他们的自由伴随着条件和限制。那些有产农民受益最多。从前，有产农民虽然拥有不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的权利，却不能把土地传给自己的继承人，或者在不受领主干涉的情况下把土地合法地卖给他人。现在，他们不但拿回了自己财产的所有权，还摆脱了体力劳动的义务。而占人口多数的无地佃农受益较少。 22 虽然不用再给领主服务，但他们还是要承担县里的体力劳动，要缴的税也没有变。匈牙利农民因而发起暴动，希望能推动更深层的改革。暴动愈演愈烈，6月21日，内政部部长塞迈雷·拜尔陶隆（Szemere Bertalan）不得不宣布整个王国进入戒严状态，并派遣军队和国民卫队进入乡村，逮捕农民领袖。至少10人被处决后，乡村才恢复了平静。
失去劳动力来源的地主也获得了补偿。法律仍禁止农民拥有收益丰厚的葡萄园。贵族依然享有卖酒、开办集市、养鸟（以农民的种子为食）、捕猎和钓鱼的特权。贵族卡尔·莱宁根–韦斯特堡伯爵曾提醒妻子，他们得“大幅度缩减开支”，但他很快发现可以利用其他特权来弥补收入的损失，例如在领地上收取通行费和摆渡费。 23 改革本身有局限性，农民又坚信皇帝——而不是贵族——才是他们真正的保护者，因此，他们在面对1848年秋季匈牙利自由派引发的深重危机时，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反应。有的担忧反革命运动会让他们重新变成农奴，有的则把帝国军队当作救世主来欢迎。
这种情况在中欧和东欧尤为显著，在那里，地主和农民不但分属不同社会阶级，而且分属不同民族。哈布斯堡王朝利用皇帝“农民保护者”的形象，成功让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农民支持奥地利，反对马扎尔地主。在匈牙利南部地区，大多数斯拉夫农民都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反对马扎尔和德意志地主。在特兰西瓦尼亚，受哈布斯堡政府鼓动的罗马尼亚农民群起反抗马扎尔地主，制造了1848—1849年间持续时间最长、最血腥的一场种族斗争。在加利西亚，乌克兰农民对波兰地主满怀愤怒，又怀有强烈的民族热情，在他们看来，是4月22日奥地利派来的总督颁布了解放他们的法令。奥地利议会会议上，乌克兰农民代表恶狠狠地盯着波兰代表：“除了对皇帝的忠诚，农民心中充斥的就是对波兰贵族的仇恨，即便在议会会议这种场合中，也不时能看到他们眼中的愤怒，好像要立刻动手，打得他们头破血流。” 24
虽然西欧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东欧农民差别很大，但革命中两者的所作所为却相差不多：始于起义，终于反革命。西欧农民为应对农业经济变化带来的压力（在德意志是庄园制残余）找到了特别的反抗方式。独立小农曾经可以随意进入林地和公用地，获取燃料、食物，并在这些地区放牧。但随着大规模农业不断发展，地主和富农将林地和公共用地圈为他们的私人土地，小农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于是，贵族、富农的房屋和财产便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在德意志西部，农民强占土地、烧毁豪宅，并一把火烧了税收登记处。在法国，政府曾于1827年出台《林地法》管理林地的使用。1848年法国农民不但赶走了看管国有和公有林地的护林员，还强占有争议的私有林地。这样的事在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北部也时有发生。大部分农民这样做都是因为生活困难。法国西南部图卢兹（Toulouse）的一位检察官说，很多住在山里的穷人，虽然身边都是树，却因买不起木材而不得不烧家具取暖，要么就在床上缩成一团，等待严冬过去。 25
最初，农民对1848年革命有很高的期待，但革命却没给他们多少回报。法国的“45生丁税”给了有产农民沉重的打击，他们憎恨这项用于补贴工人的税收。由于经济危机实在太严重了，有些农民压根就缴不起税。农民也很怕好斗的“红色”市民，他们要求的社会共和似乎建立在剥夺农民土地的基础上。6月的事件激起的恐惧让有产者对工人的敌对情绪日益高涨，因而更加坚定地加入宣称维护“秩序”和“文明”的阵营。正如我们所见，外省对6月事件的反应很强烈，超过53个连组成的国民卫队赶到巴黎镇压激进派，当中包括许多农民。农民虽然对第二共和国本身没有恶意，但他们害怕社会主义，仇视工人，于是在反革命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失望而恐惧的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他们一直以来的保护者——乡绅，公然反对令他们厌恶的政策，或者从政治上寻求新的解决方法（此举显然并非吉兆）。在法国西南部，粮价下跌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们拿起武器，反抗那些胆敢来征收“45生丁税”的征税人和政府执法者。9月，波城（Pau）的检察官汇报，大约1.8万名农民已经武装起来，拒绝缴税，并把援军拦在城外。11月，在阿让市（Agen）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农民用绳子把征税官捆了起来，还威胁要把他扔下悬崖，或者活活烧死，不过最后只烧了他的账本。北部的下夏朗德省（Charente-Inférieure），反对者高喊：“取消‘45生丁税’！国王万岁！取消共和国！”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身影缓慢而确定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26
三月革命让德意志农民看到了摆脱封建残余压迫和政府苛税的机会。东普鲁士农民的暴动持续了整个春季，因为这里虽然废除了农奴制，但负债累累的农民仍要依靠贵族地主生存，更别说还要承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作为回应，自由派政府撤销了容克地主的法庭和警察力量。暴乱最严重的是蒂尔西特（Tilsit）和厄兰（Ermland）之间的地区，那里私有地产最集中，1807年农奴制改革遗留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对农民的伤害最大。德意志东部大多是国有土地，较有秩序。西部的大部分暴乱针对的都是采邑领主（Grundherren），他们仍然对自己的领地和领地上的人民保有许多合法权利。抗议的焦点主要是：尽管封建制已经废除了几十年，农民仍遭受着补偿金的压迫。 27 在德意志西南部的立宪制邦国，农民有参与政治的趋势。比如在拿骚的威斯巴登（Wiesbaden），农民上街游行，要求将王室土地国有化，并分给农民。他们还建立委员会，夺取了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令政府官员震惊不已。新自由派政府当然反对破坏财产权，但理论上来说，他们是反“封建制”的，为了平息农民的愤怒，他们愿意废除余下的农民义务。这种让步通常能够安抚农民，但两个地方例外：在巴登，共和派鼓励农民守住三月革命中占领的土地；在莱茵–黑森（Rhein-Hessen），那里住在城镇的中产阶级极富同情心，他们与苦难深重的农民相结合。农村的和平让德意志君主们能集中精力反击自由派。在东普鲁士，虽然春季的暴动十分可怕，但农民即便不信任自己的领主和地方政府官员，也仍然信任国王。选举普鲁士议会时，有些农民甚至在选票上填了“腓特烈·威廉四世”。 28 这种情况下，保守派打着“为了国王和祖国”的旗号，很容易就能招到新兵。因此，俾斯麦能以几乎完全坦诚的态度向腓特烈·威廉四世保证“他是国家的主人”。 29
在意大利，革命刚爆发时，那不勒斯的农民占领了不少土地。他们背后有激进派的支持，但温和派却不赞成这种行为，国民卫队出面恢复秩序让他们松了口气。农民暴乱和自由派、中产阶级对君主制的反抗，不仅在不同层面上作用，还向不同方向发展。正因如此，斐迪南二世才能抓住机会，发动5月15日政变。比起回归专制，温和派更害怕社会革命，从此，他们开始依靠君主（准确地说，是君主的军队）维持法律和秩序。在意大利北部，革命派在争取农民支持时，几乎是寸步难行。伦巴第农民参与了3月的米兰暴动，自由派领主还为贫困农民提供面包。但奥地利生丝出口市场的关闭加重了经济危机，再加上征兵制的推行、强制贷款和皮埃蒙特的征用，革命渐渐失去了农民的支持。7月，他们积极反对一场在他们看来有利于自由派地主的战争。有些人甚至高喊：“拉德茨基万岁！”斯特凡诺·亚奇尼（Stefano Jacini）等伦巴第自由派开始认为，与农民暴动即将释放的“无政府主义恶魔”相比，还是奥地利王政复辟好一点。在旁边的威尼西亚，农民最初对革命满怀热情，这热情来自对教皇的无比忠诚（他们亲切地称呼教皇“皮奥诺诺”）和对奥地利征税官的仇恨，仿佛征税官是哈布斯堡王朝暴政的化身。达尼埃莱·马宁此前通过废除人头税和减少盐税赢得了民心。但很快，农民就开始要求金钱外的其他补偿。在春季的一次抗议中，他们要求自由进入森林，在他们认为属于公共用地的地区放牧。马宁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因为他不想失去当地领主的支持，毕竟重建的威尼西亚共和国在财政上还需要他们的帮助。到夏天，农民的热情便消退了。奥地利人开始在战争中逐渐取得优势，他们聪明地宣布永远废除人头税。这意味着奥地利的复辟不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30
Ⅱ 维也纳的陷落
反革命浪潮首先冲击了维也纳，之后是柏林，德意志的形势总体来说非常严峻。奥地利帝国政府的力量在8月镇压了工人暴动后已有所增强，在9月11—13日的暴动中又得到进一步巩固。钟表匠奥古斯特·斯沃博达（August Swoboda）创建了一家“人民银行”，结果银行的小投资者发现，这根本是一场诈骗。工匠、店主、学徒和熟练手工业者聚在一起，向内政大臣安东·多布尔霍夫–迪尔（Anton Doblhoff-Dier）男爵和维也纳市议会抗议，要求政府帮助受害者摆脱困境。政府的拒绝激怒了民众，同时激进派学生利用这次游行要求重建安全委员会，逮捕某些政府大臣。9月12日，多布尔霍夫–迪尔的办公室被包围，民众涌进办公楼，沿路砸窗毁门，大臣趁乱逃走了。第二天，政府调集了全部国民卫队，还额外调用了正规军。然而，更激进的郊区民兵队加入了学生军，支持游行队伍。维也纳似乎又要经历一次流血冲突，但议会却把局势扳了回来。议会冷静地投票通过了200万弗罗林无息贷款，用于帮助在这个诈骗丑闻中受害最严重的维也纳小企业，并且政府将补偿股东20%的损失。同时议会也下令撤回正规军。议会代表用聪明的方式控制了游行，也没有向激进派的要求做任何让步。
最后一次大动乱即将发生，激进派费尽心思削弱自由秩序，却在这次动乱中因保护这一秩序牺牲了自己。10月发生起义的起因是哈布斯堡皇室和匈牙利的公开冲突。10月3日皇帝正式宣战后，维也纳激进派立刻表示反对：是马扎尔人的力量抵挡住了帝国境内的反动势力。从德意志人的角度来说，是马扎尔人控制住了斯拉夫人，防止他们继续给帝国添麻烦。工人和郊区的国民卫队在学生之前赶到现场，在革命中为学生军提供了些许支持，帮助他们重获革命主导权。奥地利人要是带着哈布斯堡王朝黑金徽章走在街上，便会遭人暴打。愤怒的工人还破坏了一些财物，有时甚至得到激进派的支持。社会上弥漫着仇视和怀疑的气氛。“像一朵黑云压在城市上空，”斯泰尔斯写道，“每天气氛都变得更沉重。每个人都能感到，也能预见到，坏事马上就会发生，但是大家都那么专注于自己的目的，好像入了迷似的，没人试着阻止或避免这场灾难。” 31
10月6日清晨，遭人厌恨的保守派军政大臣拉图尔命令军队登上火车迅速前往匈牙利前线，而工人、学生和国民卫队则拼命阻止他们离开。古姆本道夫（Gumpendorf）近郊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在这里，掷弹兵违背上级命令，毁坏了这一地区的全部设施。拉图尔只得调来更多士兵，逼掷弹兵向火车站转移。因为国民卫队不断试图阻拦，转移的过程很艰难，而掷弹兵则击鼓召集他们的支持者。效果很明显，人们很快蜂拥到达火车站，拆毁了铁路。政府官员没有放弃，不顾士兵的不满，命他们通过泰伯桥（Tabor Bridge），去往第一个车站。但有些桥拱被毁，堆积的木材挡住了去路。帝国指挥官胡戈·冯·布雷迪（Hugo von Bredy）将军召集工兵清除路障，清除的过程中，一些工人上前抢夺军队的大炮，双方僵持起来。这惹恼了布雷迪，他下令向抢夺军队枪械的工人开火，学生军随即开枪反击，布雷迪被击中，摔下了战马。双方激烈交火，政府军队持续的射击杀死了大约30个掷弹兵。革命军的人数优势很快凸显出来，政府军被击败。革命军拖着两架劫来的大炮，戴着布雷迪的帽子、佩着军刀作为胜利的奖章，兴高采烈向城内进军。 32
那时，帝国军队在维也纳各地都会遭到国民卫队、学生和工人的袭击。面对激进成员的暴力，国民卫队中较温和的成员不得不藏进圣斯特凡大教堂，但激进派很快破门而入并杀害了负责人。虽然议会和政府不断呼吁大家保持冷静，但市中心依然立起了一座座街垒。政府大臣得不到必要的保护，群众复仇的激情随时可能伤害他们。拉图尔在军政部周围布置了一圈士兵保护自己，但政府希望不再发生流血事件，于是下令士兵撤退。面对手拿斧子、长矛和铁棍的愤怒群众，这位大臣的处境无疑十分危险。他们撞开军政部的大门，嘴里喊着：“拉图尔在哪？我们要杀了他！”一支议会代表团赶来平息暴乱，拉图尔则藏进阁楼里。群众根本没把代表团当回事，直接冲进军政部寻找他们的目标。他们发现拉图尔时，议员们还试图保护他，但被愤怒的群众推到了一边。愤怒的群众用锤子砸碎了他的头，用军刀把他劈成两半，之后，一把刺刀刺穿了他的胸膛。拉图尔的尸体被各种可怕的兵器一阵乱砍，伤痕累累，然后这具残破的尸体被拖到霍夫广场，在路灯柱上挂了14个小时。 33
起义军还占领了军火库，在此之前，军火库的守军用霰弹攻击他们，造成了惨重的伤亡。起义军用抢来的康格里夫火箭炸了军火库，军火库燃起熊熊大火。起义军带走了上千把火枪，有人离开军火库时，穿着胸甲，戴着中世纪的头盔，带着不少有年头的兵器，比如土耳其弯刀。看见这个场景，斯泰尔斯轻蔑地说：“比起他们，福斯塔夫 ii 的兵团都称得上举止高贵了。” 34
帝国政府军队撤出城市，革命军占领了维也纳。获胜的激进派开始提出他们的要求：撤回对匈牙利的宣战、将军区总督耶拉契奇革职、任命一届“更受欢迎的新政府”。唯一有权颁布这些命令的人就是皇帝，但皇室很快再次出逃，离开了美泉宫，带着大量卫兵逃向奥尔米茨（Olmütz）的摩拉维亚大城堡。没过多久，剩下的政府官员也纷纷出逃。外交大臣韦森伯格穿过人群时压根没人认出他，因此他成功离开了维也纳。许布纳穿着工人的衣服，头发剪短，戴着从仆人那借来的帽子顺利出城。 35 议会里一些温和派议员也开始出城避难，维也纳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议会现在由剩下的左翼议员控制，因为出逃的议员包括很多捷克人，所以残余的议会由德意志人主导。但是，有不少其他政治组织想来填补这个政治真空，包括市议会、学生委员会和激进派俱乐部（现在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协调）。结果，尽管低等级的政府官员苦苦坚持，政府还是陷入了瘫痪状态。议会成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来应对这场危机。常务委员会的任何决议本都应经过立法机构批准，但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自由颁布命令。 36
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城市。10月8日，皇帝下令在维也纳城外召集军队，并将其编入驻扎在维也纳城外马克西米利安·奥尔施佩格伯爵1.2万人的兵团中。他们要面对的是国民卫队，然而皇帝希望用压倒性的兵力来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奥尔施佩格派信使深夜拜访耶拉契奇，想要寻求他的帮助。耶拉契奇感到最需要他的是帝国首都，而此时正好可以利用和马扎尔人休战的机会，将部队转移到维也纳。于是，接到奥尔施佩格的求助后，他立刻派出一部分兵力率先赶往帝国首都，并下令剩下的军队跟进。由于他令军队急行，10月9日，他和手下的1.2万名士兵距首都仅两小时路程。与此同时，匈牙利人革命热情高涨，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时间就是关键，因为帝国军要在马扎尔人赶来支援之前镇压维也纳革命。匈牙利议会已经决定为维也纳人提供增援，但奥地利议会却陷入难以抉择的境地。一方面，既然他们宣称是奥地利合法的立宪制政权，就必须向皇帝斐迪南一世证明自己的忠诚，催促他回到维也纳并撤军。另一方面，大部分议会代表都知道，他们不能完全依赖于皇帝的善意，从现实层面考虑，求助匈牙利人是奥地利自由政府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但没人愿意主动解决这个问题，帝国议会和市议会把请求马扎尔人援助的事像打网球一样推来推去。不得已，学生和激进派向布达佩斯派出了一支代表团，请求马扎尔人的支援，但已经等在奥地利边界的马扎尔人回应说，只接受维也纳合法机构——议会的请求。 37
皇帝断然拒绝了议会委员会撤军的请求。这意味着，立宪的中间道路走不通了，现在要么是革命胜利，要么是君主制胜利。更糟糕的是，10月10日晚，有人从圣斯特凡大教堂尖塔上的瞭望台中发现了耶拉契奇的克罗地亚军队。恐惧弥漫在维也纳上空，街上空空荡荡，只有沉默着穿过大街小巷的民兵、国民卫队、学生军，以及由议会出资新建的机动兵团。城墙上，守夜的火把整夜整夜地燃烧着。所有人心里都知道，只有匈牙利人及时赶来支援，他们才能获胜。约翰大公从法兰克福派来了两位德意志代表，在宫廷和城市之间斡旋，但帝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镇压革命，便冷淡地接待了他们。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投票反对支援维也纳后，德意志激进派议员又派来两位代表——罗伯特·布卢姆和尤利乌斯·弗勒贝尔（Julius Fröbel），为维也纳提供道德支持。他们于10月17日到达维也纳。 38
哈布斯堡军队仍在城外积聚力量。10月16日，斐迪南一世将指挥权交给温迪施格雷茨，由他全权负责“恢复秩序”。10月20日，陆军元帅温迪施格雷茨的3万大军从波希米亚开赴维也纳。在许布纳执笔的一篇公告中，皇帝发出警告，要限制出版、集会和组建民兵组织的自由（虽然他需要和议会合作起草这些法令）。这引起了奥尔米茨一些捷克代表的恐慌，他们要求斐迪南一世保证仍然会起草一部宪法。 39 为此，10月22日，斐迪南一世命令议会离开维也纳，于11月15日前转移到摩拉维亚的克罗梅日什（Kroměřiž，离皇室不远，但这个距离足够安全），然而左翼代表没有执行他的命令。 40
10月23日，温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已就位，7万大军包围了城市。耶拉契奇率领的克罗地亚军队守着东部的前线。马扎尔人还在45千米外的奥匈边界，等着残存的奥地利议会正式请求他们的支援。“我们不可以，”科苏特说道，“强迫没有表示想让我们支援的人接受支援。” 41 维也纳已完全和外界隔绝，甚至水和燃气都被切断了。城里有传言，说有人看到马扎尔人的哨兵已经快到城外。温迪施格雷茨完全明白，时间非常紧迫，他要求维也纳必须在48小时内投降。作为对温迪施格雷茨的回应，守城者第二天突袭了帝国军的前哨部队。10月26日，陆军元帅的最后通牒到期，攻击开始。维也纳城第一道城壕外的施美尔茨（Schmeltz）公墓有一架炮台，帝国军将炮台炸毁，并发动了袭击，将革命军的前哨部队逼回了城内。主要的进攻由耶拉契奇率领，他带领部队经过12小时的作战，在午夜成功挺进城市东部郊区。即便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依旧有人真心实意寻求和解。奥地利议会议员皮勒斯多夫男爵向温迪施格雷茨提议，让他做一些让步换取维也纳的投降。温迪施格雷茨粗暴地拒绝了这个提议。“那好吧，”皮勒斯多夫叹道，“愿所有流血牺牲的责任都由你来承担。”陆军元帅毫不在意地回答道：“我欣然接受。” 42
10月27日的平静过后，城内的炮台开始向城外壕沟开火。早上9点，温迪施格雷茨亲率来自申布伦（Schönbronn）的军队攻入工业城郊，而耶拉契奇死死守住东部城郊。令人生畏的黑山人（穿着火红色斗篷，攀爬堡垒时会把弯刀咬在嘴里）带领南部斯拉夫人民肉搏清除了30个街垒。到了晚上，帝国军已经攻到了内城城墙。郊区到处是手榴弹、炮弹炸过的痕迹，火光冲天，康格里夫火箭“在夜空中划出美妙的弧线”。 43 轰炸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温迪施格雷茨决定给维也纳人一些时间思考是否要投降，混乱才暂时停止。市议会的一支代表团来到陆军元帅位于申布伦的指挥部，提出维也纳将无条件投降。虽然大部分维也纳人都急切渴望停止战争，但很多革命派坚持，不获得政府的承诺绝不放下武器。正如斯泰尔斯所说，他们“是把绳索套在脖子上战斗”。 44 然而，食物和军火极度短缺，那些想继续战斗的维也纳人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终于，国民卫队的指挥官文策尔·梅瑟豪瑟（Wenzel Messenhauser）将军在远方看到了匈牙利人的身影。他已经在教堂塔楼上连续站了整整两天，一边观战，一边期待地眺望远方。10月28日，科苏特带领1.2万名志愿者加入马扎尔军，使总兵力达到了2.5万人。他看着维也纳夜空中的火光，决定不再顾忌合不合法这种小事了。“维也纳还没倒下，”他说，“我们最忠诚的盟友维也纳人民对抗反动派的勇气仍然那么坚定。” 45 匈牙利人穿过边境，进入奥地利，维也纳人能听到他们一路上发出的枪炮声，激进派、国民卫队、学生和工人拒绝接受市议会的和平提议，重新拿起武器战斗。温迪施格雷茨派遣耶拉契奇和奥尔施佩格率领2.8万人迎战匈牙利人。10月30日，马扎尔人距维也纳城仅有几千米。这是奥地利史上最微妙的瞬间，他们直冲向早就埋伏在施沃夏特（Schwechat）高地的60门大炮。哈布斯堡炮兵团开炮时，正如格尔盖伊·阿图尔（Görgey Arthur）上校所说，“确实是致命的，距离太近了”。匈牙利正规军冒着枪林弹雨艰难进攻，但“国土捍卫者”却无法承受而溃散了。第二天，匈牙利人被击退，像“受惊的兽群”般散落在边境线。 46 绝望的维也纳人可以从城市的塔楼上一览无余地看到这一切：匈牙利人失败了，奥地利革命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10月31日，经历了又一轮炮击后维也纳投降了，这轮炮击让圣斯特凡大教堂沐浴在深深浅浅的红色火光中。 47 市议会代表团告诉温迪施格雷茨，大部分维也纳人都愿意投降，但不顾一切的激进学生、民主团体和工人恐吓他们，阻止他们投降。 48 塔楼的尖顶上升起白旗，但还有一些零星的抵抗。陆军元帅的部队打算炸开高大的维也纳堡门入城时，紧挨着大门的帝国宫殿着了火，几乎把皇帝的图书馆全部烧毁。但到了第二天，士兵们控制了城市，温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正式入城。
2万人死于这场战争。既然维也纳首先破坏了投降的条款，陆军元帅也毫不心慈手软。他下令戒严，除非有书面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城出城。他还逮捕了2万革命者，解散了学生军和国民卫队，并实施审查制度。军事法庭审判并判处25名革命者死刑，其中有梅瑟豪瑟和布卢姆。布卢姆曾在公开演讲中鼓励维也纳人革命。尽管在生命的最后，他受激进派的诱惑，言辞更加激烈暴力，但他在法兰克福表现得十分温和，命运不该如此悲惨。11月9日，经即决军事法庭审判后，布卢姆立刻被行刑队处决，用奥地利军队中的黑话说，是“吞了枪子”。他的同僚弗勒贝尔虽被判有罪，但得到赦免，被驱逐出奥地利。据他自己说，他能被赦免，是因为曾出版过一本名为《维也纳、德意志和欧洲》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他说“德意志问题”不应通过分割奥地利帝国来解决。军事法庭判他死刑并将他带走时，他故意把小册子留在桌子上。主持法庭的温迪施格雷茨捡起小册子读了起来，并被深深触动，几小时后就签署了赦免令。 49 梅瑟豪瑟在城壕里被执行死刑，他拒绝蒙住双眼，但他行使了作为军官的特权，自己下令行刑手开枪。 50
哈布斯堡黑金相间的旗帜在维也纳各处飘扬，11月19日，48岁的费利克斯·楚·施瓦岑贝格（Felix zu Schwarzenberg）亲王奉命组建新政府。他是温迪施格雷茨的妻弟，布拉格六月起义中温迪施格雷茨被杀的妻子就是他的姐姐。1848年年初他到过意大利，先是作为驻那不勒斯大使，之后是跟随拉德茨基的部队。与拉德茨基和温迪施格雷茨不同，施瓦岑贝格不是保守派。10月中旬，皇帝差点解散议会时，是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了议会在克罗梅日什重新召开。 51 但最终，他还是支持传统的哈布斯堡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民主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获得，过度的民主需要质疑，但在没有其他方法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能让我们获得自由。” 52
施瓦岑贝格想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威，将君主权力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将权力德意志化。所以，他任命了一些和1848年自由政府有联系的人加入新政府，例如很快就会开始起草新帝国宪法的弗朗茨·施塔迪翁，以及曾经是民主主义者的亚历山大·巴赫。1848年前，巴赫是自由派法律—政治读书会的忠实成员，也是三月革命中比较激进的领导者。但在夏季，面对激进浪潮他越发谨慎，曾私下说他想要的是“进步，而不是动乱”。7月，他先被选入奥地利议会，又被任命为多布尔霍夫政府中的司法大臣，他感到，正如许布纳（他认识并很尊敬巴赫）所说，“他的脚下是无底深渊”。9月，他因为极力劝说帝国政府否决议会立法，与左翼彻底决裂。10月，拉图尔遭谋杀，进一步将巴赫推向保守派阵营：“他从前对他们很有信心，但现在没有了”，因此他曾经的左翼同盟谴责他是叛徒。 53 12月2日，施瓦岑贝格政府劝斐迪南一世退位，并让他18岁的侄子弗兰茨·约瑟夫继位。新皇帝和1848年斐迪南一世对自由派做出的妥协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也不会受到它们的束缚。 54
这一年发生的事件告诉弗兰茨·约瑟夫，军队和人民忠诚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两根支柱。11月22日，制宪会议暂时获准召开，但时间比原定的稍晚了一些，而且更像是克罗梅日什议会的尾声，而此前克罗梅日什议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皇帝为了和马扎尔人做最后的斗争需要向其寻求支持。目前，帝国议会可以颁布自由宪法，但政府的行为完全无视这一文件。1849年3月4日，议会强迫帝国接受了3项法令：议会制定的权利法案、补偿地主因农奴制的废除遭受的损失的法令，以及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恩准”的宪法。宪法其实是施塔迪翁制定的，并且有些头重脚轻。皇帝拥有一切实权，包括立法倡议权和任命大臣的权力，而大臣应对皇帝而非议会负责。皇帝有权决定一切与帝国相关的事宜，而整个君主国是被看作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就意味着，“一切事宜”指的就是政策的方方面面。1848年的一些重要遗产得以保留，例如废除农奴制和封建义务，宪法承认公民权利（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还有议会的保留等。然而，在颁布这些法令之后，政府于3月13日限制了出版和结社自由。各民族从此一律平等，帝国现在被统一划分为各行省，也就意味着，所有民族都无权拥有自己的政治身份。匈牙利王国因此不复存在。行政统一和中央集权解决了哈布斯堡帝国的民族问题，这不是个“联邦”的解决方式，而更像是个“中央集权”的方案。
Ⅲ 普鲁士保守势力的胜利
维也纳事件让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最终下定决心，要一举扫清革命派。秋天，普鲁士政权还走在建立宪政的道路上——虽然这条路非常崎岖。普鲁士议会8月9日颁布的法令要求所有士兵“怀着敬意通力合作，支持宪法法制的建立”， 55 但因王室掌控军权，这一法令被宫廷认为是对王权的大胆羞辱。鲁道夫·冯·奥尔斯瓦特（Rudolf von Auerswald）领导的自由派政府没有逼军队接受这一法令，而是于9月8日主动辞职。有人上书请求国王从激进派手中拯救国家，无忧宫的阴谋集团重新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后，便开始谋划反攻，对抗国民议会，但事情还没完全定下来。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恩斯特·冯·普菲尔为临时首相，普菲尔极力修复王室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并试图推行一个温和版的8月9日法令，但以失败告终。他认为要恢复秩序，就必须建立法律框架。10月初，他允许议会开始讨论普鲁士的宪法草案，试图安抚立法机关，但这并未缓和国王和国民议会之间的矛盾。保守派十分反感删除王室头衔中“神佑”的字眼，反对废除贵族头衔和死刑的提案。
反革命者正在积蓄力量。利奥波德·冯·格拉赫的弟弟恩斯特于7月创建了“国王与祖国会”（Association for King and Fatherland），旨在破坏1848年3月的革命成果，解散议会，重新树立王权。唯一的代表机构应该是掌握在土地贵族手中的各省等级会议。“祖国”指的是普鲁士，不是德意志，因为保守派知道，民众仍对普鲁士怀有深刻的爱国情感。8月6日，在向新德意志摄政约翰大公致敬的游行上，几千名农民挥舞着普鲁士黑白相间的旗帜，而非德意志的黑、红、金三色旗，很引人注目。许多普鲁士人担心，并入德意志会弱化人民对普鲁士的认同感，德意志各邦的软弱会拖累普鲁士的实力，和南方天主教力量的过密接触会威胁新教的发展。 56 格拉赫还创办了极端保守的《新普鲁士报》（New Preussische Zeitung），报头的铁十字架是从反抗拿破仑的“自由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象征着爱国。于是，人们很快开始叫这份报纸《十字报》（Kreuzzeitung）。这份报纸十分畅销，因为它结合了俏皮话、政治辩论和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俾斯麦为《十字报》写了不少文章，他认为报纸不能只提供观点，更要提供确凿的事实，这样才能把影响力扩展到保守派本身的支持者以外。然而，这也并不妨碍他在报纸上写尖刻的文章，攻击保守派的敌人。 57 “国王与祖国会”在普鲁士各地迅速发展，成立了不少分支机构。到秋季，分支机构已经发展到100多个，第二年春季，其数量达到300多，吸纳了共6万多名成员。社团的迅猛发展，说明它绝不是保守乡绅一怒之下发起的运动。 58
一些老派社会精英对争取民众的支持感到十分不安，这对他们而言仿佛跳入深渊。可能是代沟作祟，格拉赫等老派保守人士往往憧憬革命前等级分明、下层服从上层的社会；而俾斯麦等年轻有冲劲的政治家，对大众的角色抱有更现实的看法。《十字报》和“土地财产利益保护会”的成员锤炼出了新形式保守主义的原则。“土地财产利益保护会”是俾斯麦及其盟友创建的，旨在团结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他们领地中的农民。因此，他们又在原名后面加上了“为保证各阶层人民福祉”，像是觉得社团的原名还不够长似的。8月18—19日，400人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全员大会，反对派轻蔑地将其称为“容克议会”。俾斯麦认为，他不能像传统派一样，期待民众会恭敬地追随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相反，传统贵族必须强调，他们与人民群众有共同的物质利益。俾斯麦认为，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仅适用于有产的城市中等阶级，覆盖面很小。其他支持自由主义的人，不论是农民、手工业者、小生意人，还是理想主义的普鲁士贵族，都是在背叛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俾斯麦倡导的保守主义，并非僵化地回归过去，而是推行能够满足农民和中产阶级下层需求的措施，例如确保为农民废除封建制残余，为小生意人取消关税。这样，传统贵族就能争取到民众的支持，与其结成坚定的联盟，对抗自由派和激进派。 59
9月，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坚定的保守派弗里德里希·冯·弗兰格尔将军指挥柏林地区的军队。粗俗又古怪的弗兰格尔（总穿着一件抛光的骑兵胸甲）很快来到柏林，发表了一番拙劣的演说，向当地人保证他不希望向他们开枪。普鲁士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当时还是一位下级军官，在9月12日写给自己兄弟的信中，他说：
现在柏林有4万兵力，这里是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关键。柏林稳定，整个国家就会稳定……他们现在掌握着武力，也完全有权运用它。如果他们这次不动手，我就准备和你一起移民去阿德莱德（Adelaide）。 60
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断，柏林10月中旬爆发了一场新的起义。立宪制引发了激烈争论，这使激进派能够动员大量的政治团体，例如林登与弗里德里希·黑尔德的民主俱乐部。此外，3月以来，任何人都有权持有武器，除了政府任命的公民卫队，还出现了由工人、学生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机动联盟”。10月13日，艰难地保持中立的国民议会决定，解除激进派的武器，并投票决定宣布中产阶级公民卫队为唯一合法的警卫机构。这直接打击了自由派和民主派。10月16日，激进派在城市中发起了激烈的抗议，挖渠工人趁机发起对蒸汽泵的抵抗，因为他们认为蒸汽泵威胁了他们的生存。公民卫队镇压了这次暴动，射杀了11人。10月底，激进派的民主会议和“反议会”会议（意在与法兰克福更温和的德意志议会相抗衡）在柏林召开，这让国民议会的压力更大了。弗朗茨·策茨（Franz Zitz）和约翰·雅各比也在这些人之中。前者曾参与煽动9月的法兰克福危机，后者则呼吁普鲁士派兵支援维也纳，抗击哈布斯堡保守派。10月31日，1 000人手持红旗，在街头游行抗议，向普鲁士国民议会进发，要求普鲁士支持维也纳。然而，议会投票拒绝了他们的请愿，这令人民愤怒不已。一位代表离开议会厅时，被燃烧着的火炬砸中了头。其他议员不得不爬过储藏室和一架架梯子，才得以从侧门逃走。他们逃到街上时，枪声响起，手持棍棒的公民卫队和挥舞着火把的工人相互袭击，造成了一场大混乱。火车工人赶来希望阻止冲突，但公民卫队以为他们也是暴动分子，袭击了他们。 61
这一事件表明，温和派与激进派左翼之间有不可弥合的分歧，这给保守派提供了机会。普菲尔辞职了，他的妥协努力就此失败。国王感到自由派与民主派之间的矛盾实在难以调和。他终于有机会出击，却犹豫起来。他问朋友，是应该“继续宪政的闹剧……还是和弗兰格尔立刻行动，以征服者的身份履行我的承诺”？ 62 最后一句话含义深远，它说明国王不是彻底的反动，而是想开展“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是说推行改革，但要按照国王自己的条件进行。他考虑颁布一部“最自由的”宪法，但一旦时机合适，他就会按照自己满意的方式改造这部宪法。11月1日，他听从了俾斯麦的建议，任命保守的冯·勃兰登堡（von Brandenburg）伯爵担任首相。此后，局势坏到不可收拾。一队议会代表团到国王处，迫切希望阻止“政变”，却被腓特烈·威廉四世严厉斥责。其中一位叫作雅各比的议员愤怒地说：“国王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从来不想听实话！”这激怒了1.5万名反对者，他们走上街头，爆发了激烈的抗议，并称其为“为祖国、权利和自由的最后一战”。另一方面，保守派报刊越来越激烈地呼吁要结束“无政府主义”和“毫无法纪”的现状。11月7日，范妮·莱瓦尔德回到城里，发现这里气氛压抑，政治带来的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秩序的忠实维护者”正焦急地等待“由子弹做出的判决”。 63
两天后，勃兰登堡伯爵来到议会，宣读了国王的决议，为了保护议员，议会暂时解散，月底在勃兰登堡重新召开议会。议会议长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这不合法，此举得到大部分议员的支持。直到现在，自由派和激进派才重新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开始考虑整合双方兵力——也就是各民主团体和公民卫队——来保卫议会，但已经太迟了。剩下能做的都只是消极抵抗，公民卫队指挥官拒绝带兵反对议会，而这正给了政府借口，让他们有理由在11月10日，将弗兰格尔1.3万人的军队及60门大炮调至柏林。
现在是国民议会最有优势的时刻，有公民卫队的保护（尽管两百步外就是弗兰格尔的部队），公共旁听席上还有默默注视着他们的支持者。天色渐暗，路灯亮起，议会代表仍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他们谈到了废除羽毛笔税、狗粮税和农民“家养奶牛”的饲料税。“他们冷静地讨论着，”莱瓦尔德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讨论建立在真正的法律基础之上。”代表们讨论时，议会议长给弗兰格尔送去了一封措辞礼貌的信，问他的军队还要在外面站多久，因为他们没必要出席会议。弗兰格尔是个粗人，没明白这么隐晦的幽默，直接回答他不会撤兵，因为他既不承认国民议会，也不承认议会议长。 64 他随意地坐在队伍最前面的一把椅子上，时不时看看表，这位将军给了议会15分钟休会时间。最终，议会成员默默地解散了，公民卫队也放下了武器。就连人民运动的核心力量——愤怒地聚在王宫前的机车工——也没有勇气与弗兰格尔训练有素的士兵再打上一仗。他们象征性地抗议了一下就离开了广场。 65
大批议会代表匆匆忙忙地在柏林的神枪手俱乐部集合（三月革命中，神枪手俱乐部曾给军队带来了很大打击），投票通过了一项激进的决议，号召普鲁士人民停止继续缴税。但勃兰登堡并未停止行动。11月12日，他颁布了军事法令，弗兰格尔在城市各个地点安置了大炮。公民卫队被缴械，民主俱乐部被解散，报社被关闭。在柏林，到处都有穿着钉靴的士兵在大街上巡视，或在楼梯井里闲逛。博物馆现在变成了军营，步枪支在雕塑旁，古董上堆着头盔。街道时不时就会被封锁，因为巡逻队要挨家挨户搜寻武器。 66 停止缴税带来的影响很小，因为缴税最多的人正是最希望城市恢复秩序的人。而保守派依然避免彻底走向反动。12月5日，普鲁士“收到”了一部腓特烈·威廉四世“恩准”的宪法（尽管勃兰登堡等坚定的保守派激烈反对）。议会将包括上下两院，下议院由男性普选产生。议会对普鲁士各邦不再有控制权，权力集中在国王手中，包括军队的指挥权。士兵和政府官员必须发誓效忠国王而非议会。1849年5月30日，腓特烈·威廉四世感觉时机已到，便颁布了修改过的选举法案，将每个选区的纳税人分为三个等级，保证1/3的代表由最富有的选举人选出。他还彻底废除了农民残余的义务，同时废除贵族在税收上的特权， 以及容克地主对当地治安和司法的控制权。一些手工业者很满意在70个行业中恢复行会制度，但普鲁士革命真正地、彻底地结束了。 67
奥地利和普鲁士保守派的胜利，让德意志其他地区的自由政权岌岌可危。一些对激进主义崛起十分担忧的温和派很欢迎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柏林促成的不流血的变革。古斯塔夫·梅菲森（Gustav Mevissen）大力称赞这一“大胆的举动”，并呼吁所有有勇气的人“着手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对抗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 68 毕竟，普鲁士颁布了宪法，这一事实很重要。首先，这表明虽然革命已遭到普鲁士政府的镇压，但在这一过程中，国王接受了革命派关于法律和权利的一些观念。第二，这意味着普鲁士可以继续推进德意志统一理想，因为这证明普鲁士有能力领导一个统一的立宪制德意志。然而，其他的法兰克福代表强烈抗议国王发起的这场“政变”。春天时分裂的德意志左翼，终于又统一起来。温和左翼代表建立了中央三月联盟（Central March Association），希望联合各方保卫革命的成果，对抗日益强大的反革命力量。这一组织的关系网令人印象深刻，它宣称有950个附属组织，包括50万名成员。10月柏林的民主会议曾引起了不少麻烦，这背后有许多更激进的民主派参与，来自260个组织，但和中央三月联盟相比，他们的努力就相形见绌了。同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也在坚持奋斗，决心制造一部德意志宪法。
让代表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德意志帝国是否应该包含奥地利德语区。温和派弗里德里希·达尔曼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两种选择：解散哈布斯堡帝国，把其中的德语区并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或者不解散哈布斯堡帝国，也就意味着不让奥地利加入德意志帝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0月讨论这个问题时，维也纳在战斗的消息不时传来。代表们对未来德意志的形式抱有两种看法，这一分歧甚至超越了左翼和右翼的分歧。早期革命还如火如荼的时候，支持包含奥地利，或者说“大德意志”方案（Grossdeutsch）的人占多数。其中有天主教徒，他们害怕没有奥地利，北部德意志新教徒的数量就会占到总人口的2/3，占据支配地位。民主派认为，没有了说德语的奥地利人，德意志民族国家就变得毫无意义，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主的德意志。不让奥地利加入，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德意志人在面对哈布斯堡帝国的非德意志人时，会处于弱势地位。正如蒂宾根（Tübingen）的激进派路德维希·乌兰（Ludwig Uhland）所说，奥地利议会已经说明，人口占优势的斯拉夫人将成为政治的主导者，那么数量较少的奥地利—德意志人该怎么办？奥地利的目标是成为“德意志心脏上跳跃的动脉”。 69
小德意志（或称Kleindeutsch）方案则反对奥地利的加入。其支持者包括海因里希·冯·加格恩等温和自由派，加格恩认为这是建立统一德意志国家现实可行的唯一途径。议会想为“整个德意志民族”撰写一部宪法，加格恩提醒，“如果要制定一部可行的宪法”，代表们必须“考虑现实的情况和事实”。大德意志方案事实上要肢解奥地利帝国，在加格恩看来，这既不道德（“同盟国家中爆发了内战，冲突的火焰熊熊燃烧，我们不能火上浇油”），也不符合新德意志的利益，因为奥地利的解体会威胁整个中欧未来的安全与稳定。 70 温和派也不想触碰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北部建立一个小一点儿的德意志国家，让它与奥地利和奥地利中的非德意志民族建立松散的邦联。因为小德意志方案排除了保守的、推崇天主教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奥地利，所以支持者大多是北方的新教自由派，他们推崇立宪和普鲁士自由贸易。威廉·维希曼（Wilhelm Wichmann）说出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只有奥地利能给德意志的统一制造真正的障碍，而且也确实制造了。其他的德意志邦国要么主动并入统一的德意志，要么被吞并，要么沉入历史的海洋。但奥地利有太多的反德意志元素，人民的反对和觉醒，会对德意志已经起步的统一事业带来真正的障碍。 71
排除了整个奥地利，小德意志方案也提前排除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多少哈布斯堡帝国的非德意志地区能加入新德意志帝国。在维希曼看来，将这些民族包含在内非常危险。德意志要想和其他国家势均力敌，“必须尽可能保持我们民族的纯正，必须尽力排除其他异族的元素，才能成为一颗纯洁无瑕的水晶，从欧洲正在形成的各民族国家中脱颖而出”。 72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德意志方案的极端，即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德意志邦国和整个哈布斯堡帝国的大帝国。大力支持这一方案的议会成员，代表了生活在哈布斯堡帝国非德意志地区的德意志人。生活在波希米亚的弗里德里希·冯·戴姆（Friedrich von Deym）伯爵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有7 000万，甚至8 000万或1亿人口的大国。”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作中欧方案（Mitteleuropäisch），它能保证德意志的影响力一直延伸到东南欧，像巨大的堡垒一般抵御其他帝国，特别是俄国。德意志将“全副武装，抵抗西部的拉丁人、东部的斯拉夫人，从英国手中抢过海洋的控制权，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国家。这就是德意志的未来”！ 73 20世纪这个中欧方案将把欧洲带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当然1848年提出这一方案的人并没有这个意思。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小德意志方案的支持者在提到“殖民”东南欧时，也毫不畏惧。加格恩也说，德意志和奥地利的任务是携手将“德意志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沿多瑙河一路传播到黑海”。 74
反革命浪潮席卷奥地利时，议会还在讨论这一棘手的问题和它将带来的种种后果。就在温迪施格雷茨的军队杀进维也纳之前几天，议会刚通过了德意志宪法的前3条，其规定：德意志帝国应包括旧邦联的全部领土（虽然波兹南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还有待解决）；在帝国内不得基于非德意志人的土地建州；德意志各乡镇与非德意志乡镇共同拥戴一位首领的，两者只能有纯粹的个人或王朝世袭的关系。 75 换句话说，就在大德意志方案越发不现实的时候，宪法认可了这一方案。哈布斯堡皇室和帝国政府对德意志统一毫无兴趣，因为这会使奥地利降级为大德意志的一个省。黑、红、金三色旗只在奥地利军营的上空飘荡了一天，命运悲惨的拉图尔就命令他们换回帝国的黄黑双色旗，这充分说明了奥地利有多么不情愿。在维也纳仍需保持谦恭时，奥地利首相韦森伯格男爵给奥地利在德意志的所有外交官写信称：“所有的革命都戴上了德意志的面具，德意志旗帜已经成了颠覆派的标志。” 76 罗伯特·布卢姆和尤利乌斯·弗勒贝尔被判死刑时，一些保守派担心这种行为会激起德意志的不满，因为两人都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施瓦岑贝格并不在意，直接告诉温迪施格雷茨，他们的议会特权“在奥地利没有法律效力。但戒严令对他们有特别效力”。 77 没有什么举动能比枪毙两名德意志代表更有力地表达奥地利对德意志统一的不满。11月27日，施瓦岑贝格宣布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1849年3月，皇帝又颁布了帝国宪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声明。大德意志不可能实现了，因为它要把“德意志”部分从哈布斯堡帝国身体上摘除。3月9日，施瓦岑贝格玩笑似的提出了一个对立的计划：“大奥地利”，也就是整个哈布斯堡帝国和德意志联合，组成大中欧联盟。这对大多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就会将许多非德意志人包含进来。许多人仍在寻找除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之外的其他方案。虽然奥地利已经明确拒绝了德意志统一，但小德意志方案能够最终在投票中获胜，还是议会经过了一些暗中交易的结果。奥地利政府毫不妥协的态度正是其近期强大实力的体现，它已经镇压了1848年6月的布拉格革命，7月在库斯托扎击败了意大利人，10月战胜了维也纳激进派。尽管如此，1849年的春天，帝国仍面临两个大挑战：一是设法击败匈牙利人；二是让意大利乖乖听话。
Ⅳ 奥匈冲突
受哈布斯堡王室的激励，耶拉契奇于1848年9月11日率军队渡过德拉瓦河，入侵匈牙利。他宣称，保证要把匈牙利从一个“无能、可恶、反动的政府手中拯救出来”。 78 与他率领的5万大军相比，匈牙利人只有寥寥5 000兵力，大多还是刚招募的新兵和国民卫队的士兵，国民卫队的指挥官是贵族泰莱基·亚当（Teleki Ádám）公爵，他是一名职业军人，不愿和宣誓效忠皇帝的同僚指挥官交手。他将军队撤回布达佩斯，在9月15日宣布和克罗地亚人交战是不道德的。匈牙利政府仍然执着于合法性问题，明知道斯蒂芬大公不太可能同意，但还是极力请求他指挥匈牙利部队。他拒绝了，因为皇帝斐迪南一世命令他不要和耶拉契奇作对。克罗地亚人因此得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布达佩斯，在乡间烧杀抢掠。耶拉契奇手下的一位军官写道：
还有4天我们就要到佩斯了，上帝保佑这座城吧，边民（耶拉契奇的士兵）那么痛苦、那么气愤，根本无法控制。他们已经做了很多过分的事，还凶恶地抢劫、偷窃。我们每天下令执行1 000多次鞭刑，但一点用也没有。连上帝都无法控制他们，更别说军官了。农民很友善地接待了我们，但每晚都能听到他们的抱怨声，士兵做的一些事十分可怕。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些抢劫的问题，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强盗。 79
耶拉契奇的入侵在布达佩斯激起了一场政治危机，效果很明显。从夏天开始，激进派就开始表示对包贾尼政府和“叛变”的斯蒂芬大公的不满。9月初，《3月15日》和平等社都在公开讨论要进行第二次革命。激进团体计划模仿法国在9月8日办一次大型宴会，向政府施压，逼迫除了科苏特和内政部部长塞迈雷之外的部长辞职。然而9月2日，科苏特亲自出现在议会上，说服激进派推迟集会。这位伟大而极受欢迎的演讲者解释道，政府正谨慎地与维也纳谈判，竭力避免公开宣战。有人担心布达佩斯的第二次革命会让斯蒂芬大公有借口召集帝国军队，彻底粉碎自由秩序。这并非杞人忧天，8月29日，斯蒂芬曾写信给布达佩斯上游科马罗姆（Komárom）城堡的奥地利卫戍指挥官，让他做好准备赶赴布达佩斯，打击“暴民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但反革命势力也可能利用这些军队进行针对政府的政变。 80 好在经过激烈争论，激进派同意了科苏特的请求。他们的报刊甚至同意，和皇帝争取最后的谈判是“拯救我们国家”的有效方法。《激进民主》解释道，政府高举“革命原则的神圣标准”，所以它号召所有人，支持政府的努力，避免危机发生。 81 平等社也组织了一支1 000人的“民族防御队”，表面上说要在外交手段失败后保卫匈牙利，实际是要组织革命力量，一旦包贾尼政府陷入战争，就武力夺权。但这一准军事组织也在9月12日自愿解散。
那时，克罗地亚人已经入侵，匈牙利政府在外交努力失败后倒台。在最关键的两周，匈牙利没有中央政府。斯蒂芬大公请求包贾尼组建新内阁，但这位顽固的首相每次提名的内阁人选都会被王室否决，不管他们的资历多么完美、多么温和。那段时间里，真正统治匈牙利的是议会。8月，议会曾通过法案组建新军，现在，科苏特正迫切地完成这一任务。他让志愿者加入“国土捍卫者”下各营，敦促帝国正规军的士兵加入这些新的兵团。那些遵守科苏特命令的士兵摘掉身上黄黑相间的标识，换上了匈牙利的三色标识；有些士兵为了与奥地利人区分开来，剪掉了自己长外套的下摆，因为带“燕尾”的白色长外套是奥地利人的标志。科苏特加入了激进派阵营，而激进派呼吁在危机期间任命科苏特为首相，甚至让他实施独裁统治。科苏特在长期坚持法治之后，终于开始展现出他革命的本质。他问，如果斐迪南一世自己都不受法律约束，那支持宪法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认为，用皇帝的法令毁灭宪法，是最蛮横专制的表现。 82
科苏特的老对手塞切尼·伊斯特万伯爵反对他的观点，但很显然，皇室认为匈牙利在3月获得的一切权利都是无效的。所以，身为温和派（还十分敏感）的伯爵发现，理论上来说，他在1848年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是违法的，还差点儿让自己深爱的祖国陷入灾难。塞切尼无法承受感情上的折磨，几乎精神崩溃。此前，他一直埋怨科苏特当时坚持要挑起奥地利危机；而现在，他发现他极度保守的改革似乎也惹怒了皇室。他夜夜失眠，白天去参加内阁会议时，绝望得一言不发。9月3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折磨之后，他终于忍不住冲入一位友人家中，将自己的痛苦一股脑儿地倾诉出来：“到处都在流血！手足相残，各民族相互残杀，简直疯狂！有人用血迹在要烧毁的房子上做十字标记。佩斯迷失了。”他把大部分责任都揽到疲惫不堪的自己身上，笔尖狠狠地划破日记本：“这一切都怪我！” 83 第二天，他迎来了人生最后一场危机。医生建议他去乡村别墅调养身体，含泪与他的铁索桥告别后，他起程前往岑克（Cenk）的家。两次自杀未遂后，他主动提出进入杜柏林（Döbling）的精神病院。他把自己藏在精神病院的大门后与世隔绝，在忏悔中度过余生。 84
9月15日，耶拉契奇到达距布达佩斯65千米的地方。惊慌中，人们加紧在城外挖战壕。这时，科苏特应对危局，提出应该建立一个议会委员会，专门处理秘密军务，因为包贾尼还没有组建自己的内阁，无法承担这一重任。尽管首相反对，议会还是通过了这项决议，科苏特与激进派共同领导新的“卫国委员会”。没人知道危机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敢于大胆冒险的人就掌握了主动权。9月23日，斯蒂芬大公辞职，离开匈牙利去往维也纳。匈牙利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了，只是法律上还没有得到承认。很快，科苏特开始在匈牙利中部巡行，招募新兵，一位对他崇拜不已的激进派写道，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让沉浸在绝望中的人重获希望”。他回到布达佩斯后，宣布约1.2万志愿者加入了匈牙利军队。 85
奥地利政府于9月25日任命兰贝格·费伦茨（Lamberg Ferenc）伯爵担任皇家委员和匈牙利军队总指挥，这一举动的本意是调和矛盾。兰贝格是保守派，但他也不是完全反对改革。他参加过1847—1848年的马扎尔改革议会，作为匈牙利人，他赢得了包贾尼的尊重。作为军人，奥地利政府中的鸽派人士希望兰贝格能威慑克罗地亚人和马扎尔人部队，让他们休战。奇怪的是，在耶拉契奇看起来马上就要攻下布达佩斯的时候，帝国政府却希望停战。可能是因为韦森伯格等比较温和的大臣害怕耶拉契奇大获全胜会让维也纳激进派再次掀起革命，或者让拉图尔等保守派权力变得更大，或者两者都可能会发生。韦森伯格也许不喜欢维也纳激进派，但立宪派的他希望至少1848年革命的部分成果能保留下来。9月21日，他对斐迪南一世说，他害怕耶拉契奇的胜利可能会彻底抹杀宪法规定的自由。 86
可惜，匈牙利人不认为任命兰贝格是奥地利政府抛出的橄榄枝。特别是奥地利政府也任命了保守派改革家沃伊·米克洛什（Vay Miklós）男爵为首相。根据4月颁布的法令，因为匈牙利政府没有批准，这些任命都是违法的。9月27日，匈牙利议会做出反击，宣誓了他们维护宪法的决心。第二天，兰贝格来到布达佩斯，他的马车经过一架浮桥时，让一群手工业者、学生和士兵看见了，他们把他拖出马车，又捶又捅，直至把他打死。随后国民卫队赶到，才阻止了他们把兰贝格伤痕累累、毫无生气的尸体挂起示众。 87 这次可怕的谋杀传开了，奥地利温和派不再期待和解，这也正中政府中反革命者的下怀，他们决心和耶拉契奇联手，用武力摧毁匈牙利革命。10月3日，战争不出意料地打响了。
到了这一步，包贾尼依旧没有放弃争取和平的努力。他去拜访了与克罗地亚人交手的部队，回来后立刻前往维也纳，再次请求和解，但维也纳冷漠地回应了他。因为没有正式的政府组织，匈牙利议会此时掌握了权力。匈牙利议会完全明白兰贝格惨死的后果，因此同意了科苏特的建议，大力谴责这一行径，并决心让参与者接受法律制裁。它还将卫国委员会转变为紧急状况下的执行政府，科苏特任主席。在这个关键时刻，激进派掌权后主动与温和派分享权力。委员会成员从6人增长到12人，所有新成员均来自上议院和前包贾尼内阁。尽管9月危机期间，《3月15日》上的确刊登了一篇文章，呼吁对叛国者使用绞刑架和断头台，但整体而言，匈牙利激进派和那些头脑发热的欧洲激进派不同，他们显得冷静多了，这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希望展现出，这个“非常”政府不是仅仅为激进派少数的利益服务，而是真正为整个民族着想。第二，和温和派一起保卫宪法符合激进派自己的利益。要是没有了宪法，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匈牙利更无法实现。 88 第三，平等社在整个匈牙利只有1 000名成员，夏天的选举说明他们缺乏人民的支持。要在布达佩斯独立执政，他们就必须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其他国民身上，这样就会在匈牙利遭受侵略之际引发内战。第四，激进派放弃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时，匈牙利刚刚在帕科兹迪村（Pákozd）击败耶拉契奇，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军事状况有所好转。
激进派不想分裂现已形成的民族统一体。他们把重点放在保护匈牙利不受外族入侵上。大部分激进派领导者，包括裴多菲和沃什瓦里都加入了“国土捍卫者”，两人均于1849年死于战场，而议会成员则以各种方式支持战争。因此，匈牙利9月的危机并没有挑起激进派革命。包含不少激进派成员的临时政府是由议会投票产生的，因此伊什特万·迪克（Istvan Deak）将1848—1849年匈牙利的革命称作“合法革命”。 89
而且不像其他地方，危机没有把温和派从政治中心吓跑，转而投向保守派阵营。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原因：欧洲其他地方的土地贵族大多是保守派或温和派，但匈牙利的权贵和有产乡绅则多是自由派或激进派。对他们来说，民族事业与确立和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息息相关。这使塞切尼这样相对保守的改革者也卷入了革命的浪潮。此外，破坏财产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激进的手工业者或工人，而是农民，农民一般对皇帝都很忠诚，因此马扎尔贵族最需要担心的是反革命力量。德意志贵族卡尔·莱宁根–韦斯特堡伯爵在伏伊伏丁那和巴纳特有大量地产，因此，当塞尔维亚起义者占领他的领地，烧毁他的农田时，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匈牙利革命中，迫切希望自己的领地尽快恢复秩序。 90 在德意志出生和长大的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敌意越来越强，认为哈布斯堡成员是叛徒，是建立德意志联邦的阻碍。但应该说明的是，他也真心爱着自己定居的土地，他的妻子莉齐（Lizzie）就是马扎尔人：
让恶魔自己和他的信念斗争吧，要是他愿意的话。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不愿和窃贼携手，让一个一直以来都很和平的国家陷入战争。我说不出有多么厌恶宫廷的阴谋诡计，耶拉契奇这个人在我看来简直荒唐极了，以为随随便便就能成为拿破仑！……木已成舟。我的命运与匈牙利紧紧相连……上帝不能背弃一项正义的事业。 91
变化多样的局势，各不相同的动机，以及内心对忠诚的挣扎，让那些发过誓效忠哈布斯堡王朝的贵族军官尤为矛盾，这些都意味着革命无法得到所有贵族的支持。战争让贵族家庭分崩离析。莱宁根的堂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在泰梅什堡［Temesvár，今天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Timişoara）］担任指挥官，与其他军官一起支持哈布斯堡王朝镇压革命，并挑动当地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农民对抗马扎尔人。激进派泰莱基·拉斯洛伯爵是泰莱基·亚当的弟弟，后者就是那个不愿和耶拉契奇对战，而选择辞职的将军。
拉图尔被杀的第二天，在莫高·亚诺什（Móga János）将军的领导下，匈牙利人终于与克罗地亚人正式开战。耶拉契奇部队之前烧杀抢掠的恶行，或许还有马扎尔革命者的爱国宣传，激发了农民对他们的反抗，削弱了他们兵力上的优势。军中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斗争，尤其是在克罗地亚部队的后方，不过克罗地亚的兵力仍然远胜匈牙利。9月29日，匈牙利在距布达佩斯仅45千米的帕科兹迪击败了克罗地亚人。在东边的欧佐劳（Ozora），另一队又饥饿又狼狈的克罗地亚军也在10月7日向匈牙利投降。帕科兹迪之战后，耶拉契奇要求停战3天，并将疲惫的部队撤回维也纳，用他的话说，他是要支援哈布斯堡皇室。10月8日，在回维也纳的路上，他接到了城里激进派起义的消息，撤军因而成了正确的选择。两天后，他到达维也纳，在城门口等着温迪施格雷茨的部队从布拉格赶来。两天后，匈牙利军队追击至施沃夏特时，被耶拉契奇和温迪施格雷茨联军打败。
面对新的危机，卫国委员会动员了全部力量，调动王国的资源，才让匈牙利在奥地利有力的反击中支撑下来。反击并非从奥地利本土开始，而是从特兰西瓦尼亚开始。驻特兰瓦西尼亚的帝国军指挥官安东·冯·普赫纳（Anton von Puchner）将军允许罗马尼亚人于9月底在布拉日召开第二次大型议会会议，他的措辞很谨慎，避免让人以为他支持罗马尼亚独立。几天后，他收到了奥地利宣战的消息，他感到时机已到，应开始发动政变，推翻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人统治，并以皇帝的名义接管政权。他宣布布达佩斯的委员会是非法的，并呼吁所有忠诚爱国的特兰西瓦尼亚人“战斗到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10月8日，也就是普赫纳宣布决议的这天，马扎尔人中人数较少的一支塞凯什人宣布忠于匈牙利，包括边境部队在内的3万名士兵拿起了武器。罗马尼亚农民则热情地响应了普赫纳的号召，因为匈牙利军官一直劝他们加入“国土捍卫者”的部队，令他们既畏惧又气愤。普赫纳反其道而行之，宣布不得继续这样征兵，因此得到了农民的喜爱。罗马尼亚革命者也支持普赫纳。马扎尔爱国主义者的行为激怒了他们，他们现在认为，如果想多少保留一些对罗马尼亚精神的认可，奥地利是他们最大的希望。农民起义席卷特兰西瓦尼亚。马扎尔、德意志民族的地主和政府官员遭到一群群农民的追捕和屠杀。作为报复，塞凯什人和“国土捍卫者”军队追捕并大规模屠杀农民。几百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92 这场残酷的斗争，是1848—1849年间持续时间最长、最为血腥的民族斗争，4万人被杀，230个村庄化为炬灰。 93 在驱散了一群曾和马扎尔人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武装农民后，莱宁根加入了正在向泰梅什堡行进的匈牙利兵团。他的记录体现出他矛盾的心情——既对士兵的行为感到厌恶，又无法摆脱民族仇恨的影响：
接着，让我极度厌恶的事情发生了。没过多久，村里的好多地方开始着火，士兵开始劫掠村民，还做出了很多其他可怕的事。我们花了好大工夫才把火势控制下来。但这些邪恶的瓦拉几亚人（罗马尼亚人中的一支）活该受到这些惩罚，因为他们天天都威胁要杀掉身边穷苦的匈牙利人。我慢慢骑马离开村庄时，看到一个军官带着30个憔悴而又可怜的俘虏。他们走到我面前时，军官用瓦拉几亚语（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朝他们大喊：“看见绅士还不跪下！去把马蹄上的土舔干净！”我实在看不下去，轻蔑地看了军官一眼就走了。 94
同时，到10月底，普赫纳的帝国军队和罗马尼亚志愿军已经扫荡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几小拨马扎尔人还在顽强抵抗。然而，他们真正进攻匈牙利时，普赫纳遇到了一支匆匆组建起来的匈牙利军队，指挥官是被波兰流放的约瑟夫·贝姆（Józef Bem）将军，他10月时曾参加了维也纳之战，在温迪施格雷茨占领城市后逃走了。他赶走了奥地利—罗马尼亚军队，到1月底时，夺回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帝国军坚守锡比乌（Sibiu）和布拉索夫，但当奥地利开始在西边发动猛攻时，贝姆成功守住了匈牙利的东部前线。至于罗马尼亚人，他们现在必须得权衡向俄国求助的利弊。在普赫纳的催促下，罗马尼亚国民委员会将安德烈尤·塞圭纳（Andreiu Șaguna）主教派往布加勒斯特，会见占领瓦拉几亚的俄军长官。没有沙皇的批准，俄国将军拒绝提供帮助，主教只得另寻方法，前去会见仍在奥尔米茨避难的奥地利皇帝。在奥尔米茨，塞圭纳提出了罗马尼亚非常温和的要求，即罗马尼亚希望在哈布斯堡帝国中建立自治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但奥地利宫廷的反革命行动正如火如荼，对罗马尼亚的请求不予理会。 95
特兰西瓦尼亚周围的伏伊伏丁那和巴纳特也存在民族冲突的问题。夏天，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或称Rascian）曾起义反抗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10月，莱宁根从他的连襟利奥波德［Leopold，昵称波尔迪（Poldi）］那儿听说，塞尔维亚人在贝切伊（Bečej，住在这个小镇的塞尔维亚人加入了起义军）郊外被击败后，“马扎尔人愤怒极了。有几个小时，气愤的马扎尔人对他们为所欲为，接着就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波尔迪估计有250—300人身亡。想想都那么可怕！这才是真正的灭族之战”。 96 11月严冬来临时，人们还经常回忆起这次残酷的民族斗争：
每天，都有几马车的塞尔维亚人（大多是女人和孩子）来到我们的哨所，这些可怜人哀求我们，要做我们的俘虏，因为留在塞尔维亚人的营地只能饿肚子。他们个个面色苍白，形销骨立，求士兵给他们一点点面包，他们吞吃面包的样子就像一群饿狼。虽然部队指挥官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住所，但政府可以随时驱逐他们。无数塞尔维亚人已被绞死，今天还有3个被处决。这是不是让他们屈服的好方法，我无权过问，但就我看来，这些方法实在恶心。 97
整个冬天，马扎尔人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村落，并将它们付之一炬。很难说这些恶行是在官方命令下进行的，士兵好像只是随意行动，发泄自己的愤怒和仇恨。从12月中旬持续到2月底的一场运动中，匈牙利人坚持要把塞尔维亚人赶尽杀绝。莱宁根辩护说村庄被烧毁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据称在伊兰科萨（Illancsa），塞尔维亚人攻击了住在附近的马扎尔人，并且在周围的匈牙利城镇展开了屠杀。在珈克伐扎（Jarkovácz），马扎尔人称塞尔维亚人十分奸诈，他们一面热情欢迎马扎尔人，一面在周围埋伏了步枪手。 98 这就是种族矛盾最残酷、卑鄙的表现形式。
匈牙利人狠狠惩罚了造反的少数民族，但却没能阻止温迪施格雷茨领导的奥地利军，他们已于12月中旬攻进匈牙利。整个冬季，科苏特都竭尽全力试图通过美国驻维也纳代办威廉·斯泰尔斯达成休战协议。12月3日，美方与施瓦岑贝格会面，但据斯泰尔斯所说，帝国政府正“为自己用之不竭的强大实力自傲”，所以施瓦岑贝格骄傲地拒绝了匈牙利的提议。一星期后，科苏特让斯泰尔斯去影响温迪施格雷茨，但陆军元帅粗暴地告诉美方：“我不能轻易放过那些想造反的人。”斯特尔斯注意到，经历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胜利后，新皇帝，也就是12月2日刚继承斐迪南一世帝位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同奥地利政府一样非常乐观。斯泰尔斯忧虑地记录道，与布拉格、维也纳的战斗只是皇帝与“他自己不守规矩、装备简陋”的臣民的战斗。 99 他认为，匈牙利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景。事实也正是如此。
新任匈牙利指挥官是格尔盖伊·阿图尔，他年仅30岁，却已经在欧佐劳向科苏特证明了他是出色的谋略家和军事家，他在围攻克罗地亚军中起到过关键作用，施沃夏特事件后，他也是少数几个获得赞誉的指挥官之一。他出身北匈牙利的穷困乡绅家庭，19岁就加入帝国军，开始了军事生涯。因囊中羞涩，为了按人们眼中军官的方式生活，他付出了很多（早年还是中尉时，他早餐只吃一片面包，从不吃晚饭），因为贫困，他的求婚还曾遭拒绝。深受打击的格尔盖伊选择退伍，修读了化学（他最感兴趣的学科）学位，但1848年，他饱含热情地加入了“国土捍卫者”部队，并获得上尉军衔。他的外表也让他在一众留着小胡子的军官中显得十分突出，他的崇拜者之一莱宁根曾这样描述他的外貌：“椭圆形的脸，前额很高，十分高贵，蓝眼睛中洋溢着真诚的光芒——有时候让他显得非常愉快，有时甚至有点怪异……他上下唇的胡子都不厚，修的很短，头发也是，他的下巴十分光滑。” 100
从夏天开始，格尔盖伊一路高升。那时，包贾尼知道匈牙利军火不足，命他去国外采购军火，并了解雷管的制作方法。讽刺的是，包贾尼自己曾在维也纳新城（Wiener-Neustadt）的帝国兵工厂中充分学习过这项技艺。 101 耶拉契奇发动袭击时，他已经升为少校。格尔盖伊凭借当兵时展现的聪明才智和坚定的信念快速晋升。战争刚开始时，他就表现出极度的冷酷无情，他曾逮捕保守派匈牙利贵族尤金·齐奇（Eugene Zichy）伯爵，只因为发现他身上带有耶拉契奇一篇声明的副本，便将他以叛国罪处死。 102 格尔盖伊也曾公开反对匈牙利在帕科兹迪战胜耶拉契奇后签署停战协议。 103 但长期看来，他的政策对匈牙利人来说是有问题的。他是温和制宪派，希望皇帝承认《四月法令》和匈牙利王国在哈布斯堡帝国中的独立地位，认为这样冲突就能结束。与科苏特不同，他不把希望放在大规模的“人民战争”上，而是寄希望于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这些不同点让两人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损害了格尔盖伊的名誉，其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 104
虽然格尔盖伊个性坚毅又有军事才华，但他总共只有3万名士兵、80门大炮，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温迪施格雷茨的5.2万精兵和210门大炮，奥地利人以压倒性的优势沿多瑙河挺进。格尔盖伊慢慢撤回兵力，打一些阻击战，他抱怨人民对战争的干扰，抱怨补给和军需品的缺乏。士兵们生活艰苦，从奥地利撤退的过程中，他们弄丢了亚麻布，士兵们个个身上长满了虱子，要是他们想洗内衣，“就要一整天光着身子穿斗篷”， 105 这在寒冬中可不好过。科苏特很快就会竭尽全力保证军队补给充足，但他指责格尔盖伊不愿战斗，匈牙利需要战争来激励士气。军队陷入了军事和政治利益相冲突的经典困境。 106
最终，格尔盖伊准确地判断了军事形势。布达佩斯上游的科马罗姆正竭力抵抗奥地利人，他预见到，温迪施格雷茨前进到布达佩斯时，供给线可能受到干扰，于是不愿继续前进。这样一来，格尔盖伊就能趁机撤退，整顿部队准备反击。他也知道，他对军队的掌控是重要的政治武器，如果他的军事策略奏效，就能支持匈牙利政府在帝国承认《四月法令》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这一军事计划没能得到政府官员的认可，月底，政府派派采尔（Perczel）将军（欧佐劳的胜利者）带领一小支兵力阻击温迪施格雷茨。派采尔的6 000兵力全被歼灭。通往布达佩斯的大门已经敞开（因为格尔盖伊坚持撤往匈牙利内部），12月31日，科苏特说服卫国委员会和国民议会（议会中一大批成员开始支持求和）迁往匈牙利东部的德布勒森（Debrecen）。1月3日，包贾尼带领一支代表团与温迪施格雷茨讨论停战条件，但这位陆军元帅坚持不接受除无条件投降外的任何条件。包贾尼得以回到位于布达佩斯的宫殿，但两天后，宫殿就落入了奥地利人手中，温迪施格雷茨下令逮捕了他。那时，科苏特、卫国委员会、议会和财政部成员都已离开布达佩斯。天气太冷，新铁路无法运行，身体较好的人步行前往向东225千米的德布勒森，不能走路的爬上农民的货车，一路颠簸驶向目的地。 107 这是一个闭塞的乡村，没有路灯，更没有人行道和下水道，牛群在街上横蹿，而这里就是自由匈牙利政府领导者将坚守的阵地。
Ⅴ 意大利城市的抵抗
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盟友不断向匈牙利施压，同时也试图压制位于北意大利的威尼斯的顽固抵抗。1849年2月，施瓦岑贝格写道：“只要威尼斯革命政府还是意大利反叛精神的象征……和平的观念就不可能在半岛的其他地方获得胜利。” 108 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斗争的空间，奥地利海军的封锁还远未到密不透风的地步，以普拉（Pula）和的里雅斯特为据点的奥地利舰队并没有几艘能出海的船，船员大多是意大利人，忠诚度也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潟湖中的潮水、沙洲和沟渠情况复杂，需要非常了解当地的情况才能应对，这当然是威尼斯人的优势。因此，奥地利人在潟湖入口处的防卫非常松懈。但奥地利海军的弱势反而让威尼斯海军指挥部选择不去加强城中已有舰队的实力，不给船只配置更多武器。而奥地利在革命刚爆发时，就把舰队转移到了的里雅斯特。卡洛·阿尔贝托因不满奥地利人破坏停火协议，命令停火时撤走的皮埃蒙特舰队返回潟湖，这让威尼斯海军深受鼓舞。但依靠他人的力量保卫潟湖显然十分危险，政府又那么不愿作为，意大利俱乐部中的马志尼派因而有理由语言攻击马宁和他的同僚。
面对陆上的困境，威尼斯人准备更充分。10月，奥地利登记在册的士兵有2.1万人，但其实1/3的士兵都患有疟疾。同时，威尼斯还掌控着铁路桥的两端，大陆上的那端有马格拉堡（Marghera Fort）保卫。佩帕领导的那不勒斯士兵非常专业，是部队的核心，负责训练大部分威尼斯新兵，还监管大炮和修建新的防御工事。政府一直努力储藏军需品，所以物资并不匮乏，兵工厂也由城市掌控。财政才是更棘手的问题：需要给士兵和兵工厂工人支付工资，整个夏天，统治威尼斯的三巨头采取强制借贷、征集珠宝的方式暂缓压力。要挺过围困需要更多资金，所以政府开始征收烟草税和啤酒税，而前者是被人民厌恶的奥地利税收制度的翻版，也正是当初激起革命的因素之一。米兰—威尼斯铁路的股票售空，政府又以保护威尼斯艺术作品和历史建筑的理由筹集新贷款（幸运的是，战争结束后，最富有的市民偿还了债务，拯救了城市的艺术珍宝）。7月，政府成立了储蓄银行，发行威尼斯自己的货币——“爱国币”。受加瓦齐和乌戈·巴西（Ugo Bassi）神父的启发，神职人员鼓励威尼斯人坚定意志、抵抗入侵，同时呼吁捐款。佩帕把他的俸禄全捐给了被围困的威尼斯。
他也帮助威尼斯人实现了一次非凡的胜利——尽管没有持续多久。10月27日，由佩帕和乔瓦尼·卡维达利斯（和马宁一样，是三巨头之一）亲自率领的3 000意大利军从马格拉堡出击。穿过厚厚的晨雾，他们刺死了把守道路的奥地利枪手，让梅斯特雷（Mestre）的卫兵措手不及。肉搏战的结果很糟糕，双方都死伤惨重，伤亡者共计444人（巴西冒着生命危险为阵亡者带去精神慰藉）。意大利获胜，抓获了500名奥地利俘虏。意大利人不能再继续向前进攻，但现在对奥地利指挥官维登（Welden）元帅来说，摧毁54个堡垒和八角形炮台这样坚固的防御显然并非易事。 109
1848年秋天，威尼斯无法再依靠任何其他意大利城邦的军事援助。奥地利和皮埃蒙特之间有休战协议，教皇国和那不勒斯退出了这场争端。现在只有外国干预才能拯救威尼斯，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10月，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爆发，威尼斯人有意与马扎尔人结盟，但马扎尔人自身难保。马宁很务实地把希望放在法国的入侵和英国的干预上，认为这样可以让威尼斯保持独立。他8月掌权后不久，就派尼科洛·托马赛奥向法国寻求帮助，在给法国外交部部长朱尔·巴斯蒂德的信中，他措辞优美地指出：“现在就依仗英雄的法国人民的援助，来拯救这个曾为欧洲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民族。” 110 库斯托扎之役后，法国几乎就要出手相助了，因为他们不想看到奥地利攻占皮埃蒙特——这样就会让拉德茨基接近法国边境。但法国政府也知道，法国激进派还笼罩在6月残酷镇压的恐惧中，一场战争势必会让他们群情激昂。因此，7月，巴斯蒂德提出让法国和英国联手干预，以结束战争，前提是皮埃蒙特吞并伦巴第，威尼西亚仍由奥地利控制，但有一定自治权。不论马宁还是托马赛奥，都绝不可能接受这个方案。无论如何，奥地利政府认为祖国已足够强大，不需因外交压力进行谈判，他们有能力在意大利大获全胜。英法联合干预方案遭拒，触发了法国的内阁危机，一半的部长支持武力干预，另一半则希望和平。最后的决定票由卡芬雅克将军投出，他选择了和平。马宁期望法国来拯救威尼斯，但巴黎的一张选票让他的期望全部破灭了。 111
同时，他在国内也面临强大的舆论反对，反对的声音来自马志尼的追随者建立的意大利俱乐部。10月初，俱乐部和激进报刊曾大力批评政府，认为他没有尽全力推进战争。对于马宁来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在军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并非威尼斯人，他们对马宁本人和这个城市都不是十分忠诚，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意大利俱乐部的影响。俱乐部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让支持三巨头统治的保守派十分恐慌，正如一位威尼斯贵族所说，他们害怕“新观念”在人民中传播，“尤其是未受过教育的人民，这些观念比红色共和派人的主张还要糟糕”。 112 但马宁手里还有两张王牌：第一，如果真的到了巷战的地步，他还能指望威尼斯人对他的忠心；第二，他还有佩帕将军的支持。因此，马宁打击反对派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10月2日，意大利俱乐部的领导者被捕，并被驱逐出境。所有士兵一律禁止加入政治组织。一些非威尼斯士兵表示反对，但马宁机敏地化解了这次镇压导致的反弹，他向士兵保证10月11日将召开威尼斯议会，起草新选举法，这意味着大量保卫着城市的非威尼斯士兵将获得选举权。马志尼派的呼吁也被平息，他们此前一直要求和奥地利人打一场“人民的战争”。 113 就像在匈牙利那样，奥地利反革命力量的增长，让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现任政府上，保证了既没有大量温和派倒向保守派，也没有发生第二次革命。
在罗马，情况却并非如此，马志尼派出乎意料地迎来了新的生机。9月底，一直抵抗激进浪潮的教皇庇护九世终于任命了一位温和派人士——佩赖格里诺·罗西伯爵领导政府。罗西是律师和教师，头脑灵活，尖刻而机智，是位很有能力的政治家。他崇尚自由的名声已经在外，上任时，一位更激进的主教开玩笑地恭喜他说：“我对您可以说是很了解了，先生，从你的画像被烧毁时就开始了。” 114 1848年，罗西61岁，早年他曾因支持拿破仑政权被意大利流放。最终，他选择在法国生活，担任七月王朝的外交官。他的自由主张相对比较保守，被基佐接受。之后，他作为罗马大使回到家乡，并赢得庇护九世的信任。1848年，他建议庇护九世出台新宪法，但反对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在罗西看来，长远来说，意大利应该走一条温和的道路，在教皇的领导下建立意大利联盟。他反对罗马卷入这场战争，不仅因为这会助长民族主义者的势力，而且因为他预见到，战争会促进皮埃蒙特的扩张。 115 他也害怕第二次革命——共和革命，那会导致外国势力的干预，让罗马被外来力量控制。
所以，罗西坚定地遵循教皇宪法中的规定，一点儿也不愿打破。“在我们这样的宪制政府中，”他说道，“如果全体人民的意见和行动不能为法律注入活力，所有事情都会变得混乱无序。” 116 他理想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主要目的是提升政府的行政和财政效率。从上任开始，他就致力于促进行政改革，稳定国家财政，恢复法制与秩序。罗西计划铲除所有腐败官员，触动教士的利益进行财政改革，建设新铁路线和电报网。他还让自己的朋友卡洛·祖基（Carlo Zucchi）将军领导军队和整顿军纪（祖基是退伍革命老兵，曾在拿破仑手下服役）。罗西重新开始与其他意大利邦国谈判，包括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谈判也对谨慎、难以捉摸的那不勒斯开放），主张建立意大利联盟。罗马激进派非常讨厌罗西，因为他要建立君主制联盟，还不遗余力地维护宪法。托斯卡纳激进派蒙塔内利一直在努力召集制宪议会（costituente），这也是民主派所希望的，但罗西的意大利联盟成了一大阻碍。10月10—30日，卡洛·阿尔贝托的首相文森佐·乔贝蒂实践了另一种方案，在都灵召集自由君主制的制宪议会。罗西也反对这一方案，因为这会引发皮埃蒙特的干涉。面对这么多选择和期待，立宪制到底应该如何运作？意大利统一的道路还远未明确。 117
激进派把一年来各种挫折、失望带来的低落都发泄在罗西身上，退伍士兵、返乡者和从南部来的那不勒斯难民加强了激进派的力量。10月24—25日，遭那不勒斯流放的文森佐·卡尔博内利（Vincenzo Carbonelli）计划召集罗马人民反对教皇，但并未成功，因为反对派中埋伏着警察，不断向政府汇报。维也纳10月革命胜利和匈牙利人打败耶拉契奇的消息传来，对意大利来说，这似乎是再次与奥地利作战的好机会——卡洛·阿尔贝托自己也的确在乔贝蒂召开制宪议会会议期间威胁奥地利要开战。罗马第一届议会将于11月15日召开会议，这之前的两周对罗西来说十分痛苦，但他以超凡的冷静和毅力，承受了激进派报刊对他的各种攻击。他被比作基佐和梅特涅一样的人，被指控想重建旧日的暴政。后来，激进派领袖斯泰尔比尼宣称，罗西的目标是“驯化民主，毁灭或是无限期推迟民族国家的建立”，他“嘲讽独立战争”，认为立宪“荒唐可笑”。 118 罗西收到很多匿名的辱骂信，但他对这些可怕的批评不屑一顾。信里的某些评论或许真的刺伤了罗西，因为他的儿子曾在伦巴第与奥地利人作战。
11月12日，罗西发起反击，逮捕了一批带头作乱的那不勒斯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其中包括卡尔博内利（他正准备在图拉真纪念柱再发起一次暴动）。后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不太清楚，但似乎一群激进派成员于11月13日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小酒馆集会，讨论除掉罗西的方法。参与者可能包括斯泰尔比尼和“小胖子”的儿子路易吉·布鲁内蒂（Luigi Brunetti）。那是一场紧张激烈而又小心翼翼的谈话，最终所有人都同意，在两天后议会开幕时刺杀罗西。但全城人民都以为激进派会组织大规模游行。
那不勒斯人遭到驱逐，并于11月14日被带到奇维塔韦基亚（Civita Vecchia）的一处港口，罗西命令一队队宪兵警察上街游行、炫耀武力，这些都激化了政治矛盾。11月15日中午，罗西抵达众议院，他下马车后，必须走过坎榭列利亚（Cancelleria Palace）的大门，再沿一条围满观众的过道走不到20米。警察早就注意到了“返乡者”，他们成群地穿着灰上衣和蓝裤子，十分显眼，手不断摸着自己的匕首，还大声抗议罗西。10分钟前，斯泰尔比尼出现在议会上时，他们爆发出热烈的欢呼。罗西的马车靠近了，人群安静下来，这是预期中的肃静。他面色苍白与身上的深蓝色大衣形成鲜明对比。罗西走上了围满群众的过道。虽然观众向他身边涌来，但他艰难地向路尽头的楼梯走去，脸上带着轻蔑傲慢的笑容。他刚踏上楼梯，一个年轻人就在一旁轻轻撞了他一下。罗西被撞得转向一侧，另一个杀手——据说是路易吉·布鲁内蒂——将匕首插入他的喉咙中，切断了他的颈动脉。血喷涌而出，周围的其他“返乡者”也纷纷掏出匕首，凶手趁乱逃走。血流不止的罗西被朋友们抬到了附近的一间房子里，死了。“在罗马，仅剩一个富有活力和智慧的人担当秩序的代表，”比利时大使写道，“就是罗西先生，这也正是他被杀的原因。” 119
大使的评价很有预见性，接下来几个小时，一群共和派深入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的政府竟然显得毫无准备。议会休会，激进贵族卡尼诺尖声叫道：“为什么这么乱？是罗马皇帝死了吗？” 120 奎里纳尔宫（Quirinal Palace）中的教皇接到朋友被杀的消息，十分震惊。没有了罗西的控制，宪兵警察和公民卫队的忠诚都有所动摇。宪兵警察开始和人民友好交往，甚至正规军的首领都担心他的手下不愿向人民开枪。为了缓和正在聚集的风暴，庇护九世不得不任命一位支持与奥地利重新开战，也支持立宪的大臣。激进派还要求更多，包括修改宪法。政府无法自我保护，也不愿向反对派低头，于是不得不下台。共和派的春天来了，斯泰尔比尼准备先发制人，他担任主席的人民俱乐部（Circolo Populare）动员罗马人民，给予他支持。那天晚上，一队俱乐部成员和“返乡者”走上大道，庆祝胜利，将刺杀罗西的杀手比作布鲁图 iii 。他们停在罗西家的窗户下，残忍地嘲讽他悲痛的遗孀，喊道“保佑刺杀罗西的那只手”。 121 相当多“令人讨厌的卑劣的爬虫”已经涌上了街头。 122
第二天下午，一群人聚集在人民广场，之后前往奎里纳尔宫向教皇提出激进派的要求。一队包括瑞士警卫、忠诚的宪兵警察和贵族卫队在内的杂牌军在宫殿周围组成了一道薄弱的保卫防线。3点钟，人群涌向宫殿紧锁的大门，两个瑞士宫殿守卫逃出混乱，一个在阻拦抗议者时把长戟打断了，另一个的长戟直接被起义者夺走。教皇充满勇气地直面这绝望的局面，他已经任命了备受欢迎的朱塞佩·加莱蒂（Giuseppe Galletti）组建新政府，但不肯做更多让步。加莱蒂建议他做一些妥协，但他拒绝了，仿佛没听到宫殿外人们雷鸣般的抗议声。抗议者越来越气愤，渐渐失去耐心，开始大喊“民主政府还是共和”。广场上聚集了大约6 000名武装群众，包括转投激进派的士兵、公民卫队和宪兵警察。群众试图烧毁宫殿的一个侧门以闯入宫殿时，第一轮枪声打响了。瑞士士兵本来只想朝天上打几枪，却将紧张的局势催化成了暴乱。抗议者爬上附近的塔楼，开火反击，子弹打穿了教皇一位秘书的办公室窗户，将他杀死。一架大炮炸开了宫殿大门，就连庇护九世也明白，让步的时候到了。他告诉外国大使（他们在危机中聚集在他身旁）他不得不妥协，并组建了包括斯泰尔比尼、加莱蒂和马米亚尼在内的新政府。
立宪政权正在一步步崩溃。议会十分混乱，无法有效运作。保守派和温和派被赶下议会旁听席。罗西之死引发了极大的恐慌，议员或辞职或缺席，众议院几乎空了。教皇的朋友和政治盟友只能偷偷拜访他，其中一个为了保护自己，带着手枪进出宫殿。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政府宣布正式宣战并召集全意大利制宪议会。11月24日晚，庇护九世穿着低等教区神父的长袍，爬上马车，经过12小时奔波，连夜穿过边境来到那不勒斯王国，在海边要塞加埃塔（Gaeta）小城避难。
教皇的出逃把罗马革命变成了国际大事。这彻底动摇了天主教欧洲的基础。除非奥地利以教皇被颠覆为借口攻入意大利中部，否则法国世俗政府不会有任何举动。12月西班牙宣布庇护九世受所有天主教国家的保护，并提议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这一问题。一直积极行动保护教皇的那不勒斯同意了，奥地利认为这是个机会，可以让“教皇治下的统一意大利”这一设想彻底破灭，也欣然同意。就庇护九世来说，他最初坚称，自己仍认可之前为人民颁布的宪法，但慢慢地，他受到了保守的那不勒斯人和自己随从的影响，包括阴暗的枢机主教安东内利（Antonelli）。自由和立宪的尝试在罗马失败，让安东内利看到了保守派的机会。他预计，保守派和激进派如果发生正面冲突，保守派会获胜，尤其是如果庇护九世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因此，教皇拒绝承认罗马的新政府，12月，他找到“他最亲爱的儿子”、新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求助。 123
罗马革命让所有意大利激进派找到了新的关注点。在托斯卡纳，圭拉齐和蒙塔内利看到了召集民主制宪议会的机会——这次可以直接在罗马开。加里波第和他的追随者也被吸引到了罗马。自从夏季从瑞士撤退，他们就一直在长途跋涉。加里波第从瑞士来到热那亚，受到西西里人的正式邀请，去帮他们抵抗那不勒斯人。他带领72名手下（大部分都是军官）登上一辆法国汽船，驶向南方的巴勒莫。但在沿途的一个停靠港口里窝那，激进派领袖告诉他，在托斯卡纳他能很快壮大自己的共和军。加里波第动心了，决定为圭拉齐和蒙塔内利效力，并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提议带领一队托斯卡纳志愿兵去对抗那不勒斯国王。电报的结尾非常简洁，写着：“同意否——加里波第。” 124
答案当然是“不同意”。从一开始，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兵就被误导了：托斯卡纳，尤其是乡村地区，对大公非常忠诚，不喜欢共和派的种种讨好。第二，圭拉齐和蒙塔内利也不喜欢加里波第的突然出现。他们或许是激进派，圭拉齐也很懂得如何煽动人，但他们现在都掌握权力，自然希望证明自己有能力维护法律与秩序。此外，他们希望制宪议会是民主的，但参与者没必要都是共和派。蒙塔内利后来解释道，他们希望有一个能说服“立宪派、共和派、联邦派和统一派握手言和”的制宪议会，“共同为解放意大利做出贡献”。 125 允许自由君主制支持者加入议会，让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等不愿妥协的共和派人不太高兴。此外，加里波第的兵力威胁到政府的稳定，而政府虽然比较激进，却在努力稳固自己的地位，以控制更加头脑发热的托斯卡纳民主派。“他们就像蝗灾，”圭拉齐这样形容加里波第的部下，“我们必须尽快赶走他们。” 126 因此，面对加里波第的请求，托斯卡纳的回复非常含糊。虽然他的小部队受到了佛罗伦萨人的热烈欢迎，政府的态度却极其冷漠，也没有给他们提供行军需要的物资。 127 加里波第带领的小军队翻过了积雪的亚平宁山脉，于11月9日抵达位于斐力加尔（Filigare）的教皇国边境。这时，离罗西被杀还有6天，祖基将军带领400名瑞士兵从博洛尼亚出发赶往费拉拉，拦截手下只有不到100人的加里波第。共和军的情况糟透了，加里波第后来痛苦地写道：“我们离开南美就为了在亚平宁山里对抗风雪？”“看着这些年轻人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翻山越岭，我难过极了。他们大部分都只穿着单衣，有些甚至衣不蔽体，所有人都饥肠辘辘。” 128 他们在斐力加尔停留期间，境况十分悲惨，这时博洛尼亚人恰好营救了他们。祖基不在，加瓦齐神父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游行，带领人们涌上街头，在祖基的副指挥官窗前大喊：“要么我们上去，要么你从阳台上下来。” 129 游行的消息传到祖基耳朵里，他不愿激起大规模起义，同意做出让步。加里波第的部队可以从罗马涅（Romagna）穿过，但必须前往拉韦纳（Ravenna），从那去威尼斯支援马宁，抵御奥地利的入侵。
罗西之死和罗马激进派起义，给了加里波第向南进军的理由。他对罗西被杀的看法很激进：“为了除掉他，这个历史悠久的国际都市重现了昔日的辉煌。一位罗马年轻人，再一次拿起了布鲁图之剑，让暴君的鲜血洒满议会大厦的大理石台阶！” 130 他招募新军的工作初见成效，11月离开拉韦纳时，他手下已有500余人，大部分是年轻的中产阶级市民、工匠、工人和学生，他们“个个都帅气有礼貌，都来自全国大城市有教养的家庭”。 131 加里波第计划在翁布里亚（Umbria）过冬，但还是在12月中旬去了一趟罗马。据他说，是为了得到军事大臣的认可，让他为军队提供物资，“结束军队悲惨而无依无靠的现状，找一个更坚固的靠山”。 132
等待加里波第的是一个分裂的罗马，激进派各分支之间、激进派和残余的温和派之间纷争不断，情况十分复杂。12月初，温和派提出，制宪议会应该采纳文森佐·乔贝蒂的联邦方案，但支持民主的激进派坚决反对。推崇共和的马志尼党在威尼斯受挫，又在罗马找到了舞台。有些人，比如马志尼本人，从实际的角度考虑，觉得现在召集全意大利制宪议会太早了，就算其他人都同意，皮埃蒙特人也永远不会同意，所以应当先把教皇国民主化，让它成为未来意大利共和国的核心。其他共和派人不同意这一方案，希望尽快举行全意大利选举。同时，罗马新政府的一些成员，例如马米亚尼，没有那么极端，也清楚地知道教皇的逃走在道德和经济上深刻影响了许多罗马人民。许多人坚信，如果庇护九世同意谈判，他就能回到罗马。当这个可能性仍然存在时，大臣们都不愿意走强硬的共和派路线，加里波第再次遭拒。他与部下在翁布里亚的福利尼奥（Foligno）过冬。然而，政府很快就无法抵抗激进政治组织的压力，他们有可能再次走上街头，发起暴动。而教皇无论如何都拒绝回到罗马，12月9日，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举行罗马制宪议会的选举，这明显是建立共和制的前奏。政治团体不断向罗马政府施压，1月16日，政府宣布在罗马制宪议会中获得选票最多的100多人，将代表罗马参加全意大利制宪议会，不论它在哪里召开。 133 共和派分到了他们的蛋糕，似乎可以心满意足地享用了。
Ⅵ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上台
意大利共和派突然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却在慢慢窒息。不过第二共和国要痛苦地支撑到1851年年底才灭亡。带来这种痛苦的，是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人，他总是无精打采，身高不到1.68米，长着鹰钩鼻，留着长八字胡和尖尖的山羊胡，他就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他出生于1808年，是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母亲是奥尔唐斯·德·博阿尔内［Hortense de Beauharnais，约瑟芬（Joséphine）皇后第一次婚姻里生的女儿，即拿破仑的继女］，父亲是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弟弟，后来当了荷兰国王。路易–拿破仑为人神秘、怪异，有时又有些滑稽。1814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他和宠爱他的母亲相互依靠，在流亡中度过了童年时光，最终在瑞士博登湖畔的阿伦南城堡中安顿下来。在那里，奥尔唐斯没有让路易–拿破仑忘记自己波拿巴家族的身份。1830年革命后，拿破仑帝位的第一继承人是拿破仑二世，赖希施泰特（Reichstadt）公爵，皇帝和他第二任妻子奥地利的玛丽–路易丝（Marie-Louise）的儿子。公爵一生都在申布伦的哈布斯堡宫殿这个“金笼”中度过，最后却在1832年因肺结核而死。路易–拿破仑视他自己为正统继承人。在他看来，波拿巴主义是人民主权与专制主义的结合：皇帝负责执行人民的意愿，一个由普选（尽管是间接的）选出的议会负责传达民意。这是种种政治观念令人震惊的现代融合，独裁者宣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然而，他在《拿破仑思想》（Napoleonic Ideas，1839）一书中写道，政府必须为社会的利益服务，那就是用“必要的方式，为文明的进步开辟顺畅、便捷的道路”。 134 路易–拿破仑把独裁、人民主权和社会进步相统一，吸引了大批群众，面对不同类型的群众时，他会有选择地强调不同方面，这样一来，他成功获得了所有人民的支持。后来，在他当上皇帝、成为拿破仑三世后，他对自己的亲信说：“我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统治国家呢？皇后是个正统主义者，莫尼（Morny）是奥尔良派，我的堂兄热罗姆–拿破仑（Jérȏme-Napoleon）是共和派，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只有佩尔西尼（Persigny）是波拿巴主义者，但他还是个疯子。” 135 他的思想能有这么强大的感染力，是因为他给思想披上了一层拿破仑式的包装。许多人铭记拿破仑帝国，不是因为它的专制或可怕的战争，而是记住了它的荣耀和它对1789年革命精神的推崇。
利用意义模糊却极有影响力的波拿巴主义，路易–拿破仑做了两次鲁莽的尝试，意图煽动法国军队推翻七月王朝。第一次是1836年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第二次是1840年在布洛涅（Boulogne）。第一次尝试失败后，他流亡到美国，但很快回到欧洲。第二次尝试完全是一场闹剧。路易–拿破仑坐着一艘名为“爱丁堡城堡号”（偏以这座阴森恐怖的古堡命名）的汽船来到布洛涅，起义军没有御雕能作为象征物，就找了一只没精打采的秃鹰凑合，这只茫然的动物被链子拴在桅杆上。布洛涅事件的结局是，路易–拿破仑被判终身监禁，在法国北部的哈姆堡（fortress of Ham）服刑。1844年，他在狱中写下了《消灭贫困》（The Extinction of Poverty），讨论了“社会问题”。他批判自由市场经济，提议激进的政府干预，以消除贫困现象。他的思想还远远算不上社会主义，但这为之后他和工人交朋友打下了基础，当然还有一些巴黎手工业者也注意到了他。写下这本小册子两年后，他成功越狱，在一次建筑整修时，他穿上工人的服装，随意扛起一块木板走出了大门，不到一天就赶到了伦敦。 136
1848年革命期间，路易–拿破仑来到巴黎，但临时政府对他十分怀疑，可能也有警惕，拒绝了他为政府工作的申请，3月初他又回到了伦敦。4月10日，他在伦敦成了打击宪章派的特警。在法国，这意味着他支持秩序，反对“红色”恐怖。 137 但尽管顶着波拿巴的姓氏，他的政治立场依旧难以捉摸。
在伦敦期间，路易–拿破仑在6月4日举行的补缺选举中成为法国代表候选人。他在包括巴黎在内的4个不同的选区获胜。这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一方面，一些巴黎人欢呼雀跃，因为他那令人振奋的名字——波拿巴。工人们聚在大街上，他们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标语，喊着：“拿破仑万岁！我们要有拿破仑了！”他们在路易–拿破仑身上寄托了爱国的自豪，这份自豪来自他伯父统治的光荣年代，还寄托了他们对社会革命的期望。正是这种强大的吸引力让共和派不安。蒲鲁东在自己的报纸上警告称：“8天前，市民波拿巴不过是广阔天空中一颗不起眼的小黑点。前天，他还不过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但今天，他就成了能呼风唤雨的乌云。” 138 民主社会主义团体“1793年革命俱乐部”（Club of the Revolution of 1793）对此也很担忧，讨论他们应该如何应对路易–拿破仑的胜利，一位成员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民主的旗帜传到更多地区”。 139 6月12日，在制宪议会上，拉马丁和赖德律–洛兰提交一份议案，要求废除波拿巴的代表身份。他们说波拿巴是个骗子，曾两次企图非法夺权，这样的人不配担任代表。拉马丁强调：“我们永远不会允许几个狂热分子用任何名义出卖共和国！” 140 路易–拿破仑的支持者和国家工场的失业工人聚集在协和广场，高喊“皇帝万岁”。他们的喊声回荡在广场，传到了河对岸的制宪议会，议会虽有军队和国民卫队保护，但还是驳回了拉马丁的提议。拉马丁评论道：“议会很少这么软弱。”按照达古的解释，议会做出这个奇怪的决定，是因为他们虽然害怕波拿巴，但更害怕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派，这些人在议会里的势力更强大。 141 但波拿巴于6月16日主动辞职，缓和了局面，他坚称现在的自己支持法治：“我渴望秩序，也支持一个智慧、伟大和明智的共和国，虽然并非所愿，但我也曾制造过混乱，对此我深表遗憾，并提交我的辞呈。” 142
这一步棋走得太妙了。达古的评论一如既往地尖锐：
他的谦逊之举让人民更加尊重他，他也仍然代表着国家统治的原则，代表们自己似乎都对此有所怀疑……比起自由政府，没有文化、躁动、不理智和充满激情的民主派更偏爱理想化的革命独裁制……他就是这一制度的象征。 143
更妙的是，这次辞职正好让路易–拿破仑在六月起义发生时得以留在伦敦。他没有参与关闭国家工场的投票，也不用在同情起义者和支持秩序之间进行艰难的政治选择。他的名望和家族的光环因此免受玷污。在曾投票支持他的约讷省（Yonne），检察官接到命令，关注波拿巴主义者的行动。7月2日，律师负责地汇报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这不意味着路易–拿破仑的成功当选很快被人遗忘。不论何地，人们都有类似的议论：
只有路易–拿破仑才能把法国从财政危机中拯救出来。他家财万贯，能给政府捐好几百万，再也不会有“45生丁税”了！农民们两年都不用交任何税！为了得到这些好处，保证农业、工业和商业都能顺利运行，我们需要任命路易–拿破仑，先当议会代表，再当共和国总统，最后当皇帝！ 144
选举期间，写着“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皇帝！”的海报挂满了大街小巷。
秋天的局势证明律师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在9月的补选中，路易–拿破仑向13个席位发起竞争，并且成功赢得5个席位。在巴黎，他在代表中排名第一，仔细挑选后，他选择担任偏僻的约讷省的代表，并于9月24日抵达约讷省首府。路易–拿破仑走马上任时，议会正在讨论第二共和国宪法（11月4日，宪法正式通过）。好运又一次降临在路易–拿破仑头上，新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尽管一些人担心这样权力会过于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路易·勃朗曾给议会提议，阻止路易–拿破仑担任总统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不要采取总统制。 145 但负责起草宪法的议会委员会在是否应该设立总统上没有分歧，只讨论了如何选出总统。托克维尔也是委员会成员，他提出在美国这种行政权很弱的国家中，让人民选举总统没什么不好，因为总统会受到强势立法机关的制约。但接着，他很有预见性地说道，在法国这种有很强的君主制传统、政治权力自古以来都很集中的国家，民选总统的权力会变得很大，会很危险。他警告，这个职位只适合想恢复君主制的人。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发表观点的时间，正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第一轮选举后的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托克维尔担心的是谁。 146 另一个选择是让议会选出总统，这样波拿巴就完全失去了当选总统的机会。
最终，普选方案获胜，因为卡芬雅克不断敦促委员会规定总统由普选而非议会选举产生。因为6月的政治风波，保守派还占据上风，共和派的卡芬雅克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压在对他心怀感激的选区上。此外，共和派也明白，议会中君主派占多数，如果真的让议会选举总统，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10月7日，眼看保守派将通过议会选举拿到总统职位，拉马丁站了出来，劝服委员会采取普选的方式，暂时不考虑波拿巴主义者的威胁。在拉马丁看来，新专制政权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恶行带来的恐慌和极富魅力的军队领袖。1848年，法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147 那天，议会投票通过，总统由男性普选产生，任期4年，之后不可连任。10月9日，温和共和派安托万·图雷（Antoine Thouret）提出一项修正案，禁止来自历史上统治家族的成员参与总统选举。路易–拿破仑提出反对，他的演讲非常糟糕，带着长期流放中形成的德意志口音，看起来就像个弄臣。“这个傻子！”赖德律–洛兰兴奋地嘲笑他，“他彻底毁了。” 148 图雷怀着对他的鄙夷撤回了修正案。
大部分代表都认为，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共和派英雄卡芬雅克会在12月10日第一次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但10月26日，路易–拿破仑宣布将参选总统。达古评价道，这次选举将是将军代表的“权威”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代表的“专制”之间的竞争。 149 路易–拿破仑在9月的选举中再次获胜，说明不论政治精英多么看不起他，他在人民中依旧很受欢迎。在补缺选举中给他投票的人都来自巴黎或城郊的工人阶级街区。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字在农民中会产生奇效。在大众的记忆中，“伟大的”拿破仑是捍卫人民利益的“人民的皇帝”。在阿尔萨斯，农民回忆起这位皇帝时都带着喜爱之情，因为他在任时没有森林法来禁止农民进入林地。此外，人民对第二共和国已经很不满，把票投给路易–拿破仑能体现他们对当局政府和上层阶级的不满，也能避免走向社会主义。竞选总统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确是卡芬雅克强有力的竞争者。这次竞选其实是他们两人的竞争，一旦这个事实明确了，左翼激进派都选择支持路易–拿破仑，以免六月起义中残忍的“屠夫”获胜。同时，保守派抛弃了他们曾经的英雄，尽管不情愿，他们还是把票投给了路易–拿破仑。对他们来说，拿破仑式的传统意味着强大、有权威的政府。甚至君主派也愿意支持路易–拿破仑，希望他能铲除左翼，此后成为他们的傀儡，在总统制的外衣下，恢复君主制的道路将变得畅通无阻。奥尔良派的领袖人物阿道夫·梯也尔认为波拿巴是个“白痴”，但觉得他在政治上有利用价值，也选择支持他。相较之下，卡芬雅克就太强势、太共和派了，不容易被影响。
路易–拿破仑给不同人提供了很多互相矛盾的价值。选举中，他以巨大的优势获胜，得到了540万张选票，卡芬雅克只得到140万张票。共和左翼代表赖德律–洛兰和拉斯帕伊甚至没有造成什么威胁，分别只得到40万和3.7万票；拉马丁只得到8 000票，这让他感到十分震惊和丧气。公布结果的时候，他甚至无法面对议会成员，因为他的选票公布时，右翼的座席上发出阵阵嘲笑声。正统派候选人尚加尼耶（Changarnier）将军只得到了不到1000张选票。 150
12月20日，波拿巴宣誓就任总统。当他发誓将拥护宪法时，一些议会代表坐不住了。他们不明白这是波拿巴真的转向共和制，还是在发伪誓。波拿巴上任后，首先任命奥尔良派的奥迪隆·巴罗担任总理。这个信号很清楚了，这届内阁毫无疑问是反共和的。保王派的尚加尼耶作为政客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成绩，但获得安慰奖，被任命为巴黎的军队指挥官。第二共和国开始走上反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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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即农民暴乱，扎克雷起义是1358年发生于法国的一次农民起义，Jacquerie源自Jacques，是贵族对农民的蔑称。——编者注
ii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中的喜剧角色，道德败坏，又机灵幽默引人发笑。——编者注
iii 罗马贵族，密谋刺杀恺撒。——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