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帝国往事:资本主义驱动的探底竞争 – 欧菲博客

棉花帝国往事:资本主义驱动的探底竞争

“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白成了一片”。

——英国驻印度殖民总督本·丁克

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只有棉织品才是真正全球性的商品,调动了全世界的资本、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可以说,棉花产业塑造了现代工业。

然而,纯洁雪白的棉花也曾见证了早期资本主义扩张的罪恶之路。在《棉花帝国》中,作者斯文·贝克特将棉花产业的历史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结合梳理,刻绘了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侵略和压迫,以及帝国主义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操控。

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工业资本主义”之外,又将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后期棉纺技术革命这段充满掠夺和罪恶的历史称为“战争资本主义”时期,将19世纪后期美国内战到20世纪中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这段历史称为“全球资本主义”时期。

通过这三段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全球史观将棉花产业和殖民侵略、黑奴贸易、种植园经济、工业革命结合起来,展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争夺。

棉花、殖民和暴力

古代的棉花种植起源于南亚、中美洲和非洲东部,大约都位于南纬32度至35度到北纬37度之间的地带,拥有适宜棉花种植的亚热带气候。最初,这些地区都是在相互隔绝的区域环境里种植、纺织和消费棉花,没有产生跨区域的影响力。

一千年前,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棉花纺织业依托区域性的贸易网络,将棉花种植者、纺纱工、织工和消费者联系起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技术,依赖于印度的地理位置,向西一路传播到地中海地区,向东传入了中国甚至是整个亚洲。然而,各洲的棉花种植和加工一直保留着小规模的形式,以家庭和作坊生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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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棉花种植、加工和消费的的网络中,欧洲一直处在边缘地位,棉花最初传入欧洲,还是伊斯兰教扩张的结果。公元1000年后的几百年里,在阿拉伯技术和文化的影响下,欧洲大部分地区熟悉并开始欣赏棉纺织品。但受气候限制和战争影响,欧洲棉花生产的规模不大。此时的印度和中国仍然是世界棉纺织品生产的中心。

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随后引发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对美洲地区的土地掠夺和杀戮殖民;1497年,达·伽马也开拓了从欧洲到达印度的海上航线,建立了与印度次大陆的正式贸易关系。17世纪初,英国和荷兰在亚洲分割了各自的利益范围,并试图依托东印度公司在某一地区获得垄断权,印度纺织品的贸易落入英国人手中。

哥伦布和达·伽马的成功探索,为跨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贸易系统开辟了航线。从此,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用在美洲打劫来的真金白银从印度购买棉纺织品,在东南亚交换香料,被带回欧洲的纺织品用来国内消费,或者运往非洲购买奴隶,再把他们送到美洲种植园工作。据Slave Voyages网站统计,公元1500年后的三个世纪里,超过800万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美洲。

欧洲人的贸易网络扩张,主要是依靠武力进行,并且这种武力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特许。欧洲商人受益于欧洲国家对越来越广的印度领土的政治控制,强迫纺织工人以低价为他们的公司工作,同时垄断市场,从贸易者逐渐变成了统治者。

帝国扩张、掠夺土著和奴隶制,构成了战争资本主义时期的核心要素。在这一时期里,欧洲国家对内维持秩序,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外支持暴力掠夺,从而“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得更快”。

战争资本主义在殖民和暴力中建立起现代世界的基础,使得横跨多个大陆的力量通过欧洲的资本家和国家所支配的单一节点,越来越集中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棉花处于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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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资本主义也为棉纺织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市场、获得技术和原材料的渠道,还滋养了新兴的保险、金融、航运等次级经济部门,以及诸如政府信贷、货币、国防等公共机构,为欧洲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运作的环境。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

战争资本主义下,奴隶制、殖民控制、军事化贸易和大量土地的攫夺,引导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活动组织制度,使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常态,为新型资本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沃土。此时,棉花产业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是人类生产力空前加速的主要动力。

18世纪末的英国,有着两个世纪的棉纺织品发展的经验,也有可供投资的资本,可以在国内雇佣更多的农民从事纺纱和织布,而且通过剽窃印度的技术已经攻克了大部分质量难关,还控制了许多全球性的棉花产品网络。直到纺纱机和动力织布机得到改良,提高了英国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弥补了工业革命开始前的最后一块短板——工资成本。

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使其迅速成为英国经济的核心,并使得其他工业领域的发展也成为可能。

得益于新机器和新的生产组织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再加上受薪工人在大型工厂中的劳作,英国棉纺织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在1815年几乎消灭了所有非欧洲世界的棉产品贸易竞争对手。

1780年,英国工厂中纺纱机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棉纱的供给量成倍增长使棉纱价格下降,棉纺织品需求随之大涨。1835年,利兹作家爱德华·贝恩斯记录道,原棉消费量的增长“迅速且稳定地超越了工业领域的所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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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老牌原棉供应者奥斯曼土耳其却已无法满足这种爆炸性增长的需求,于是欧洲商人在殖民地的种植园里开辟了“一片新的出产棉花的土地”,加勒比地区的棉花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对这个崭新的棉花帝国来说,奴隶制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劳动力,而且催生了一种以暴力监督和无休止的剥削为特征的体制,这在劳动密集型工作中和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一样重要。

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生产的棉花涌入欧洲市场的同时,可供棉花种植的土地已经不多,这限制了棉花的产量。1790年开始,西印度群岛的棉花出口量出现绝对下降,次年在其最重要的产棉地圣多明各岛爆发奴隶起义,建立了海地国家,之后该岛向欧洲出口的棉花数量大幅下跌。

18世纪末美国诞生,宪法对奴隶制的维护,使美国的种植园主有着不受限制的土地、劳工、资本供应和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力。美国成为“棉花帝国”的重要一环,而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或被屠戮,或被奴役,已经变成了一片法律上的“空地”。

战争资本主义以暴力征用土地和劳动力,而工业资本主义依赖行政、法律、基础设施和军事上强大的国家去引导私人发起的项目。工业资本主义在战争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创造了新的制度和结构。

18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工业资本主义,最终使得世界上部分地区出现了新的劳动力、领土、市场和资本的整合形式。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终结了第二个棉花帝国的历史,美国奴隶制废除,北美最大奴隶群体得到集体解放。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由国家力量支持的资本,而不是依靠土地攫取和私人人身限制的奴隶主,将会殖民统治许多地区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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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的崛起

《棉花帝国》的作者贝克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本质上就是全球化的。棉花帝国的扩张过程,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从美国内战结束到20世纪中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第三个“棉花帝国”完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资源的又一次重组,全球资本主义应运而生。

新棉花帝国的建构,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此时,棉花帝国延伸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全球南方的乡村地带,将当地的农村人口变成了棉纺织工人。在新一轮的棉花竞争中,“国家”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同时工人利用参与政治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工资。

西方国家的商人,利用母国对合同法和财产权法的保护,依靠铁路等新技术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权力,为西方国家的工厂主提供直通全球南方国家乡村地区的直接通道。殖民地政府通过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打击殖民地的产品,为本国商人开辟市场。殖民地的基础建设也以满足宗主国的需要为主。

“全球棉花工业依靠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同时它本身也是最大的促进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机构之一”。在整个全球南方,除了加入工会和参加大规模罢工运动之外,棉花工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也不曾缺席,如中国纺织工人在反对西方列强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棉花帝国的游戏规则里,西方国家仍然控制着关键的生产环节,维持对棉花经济的全球分工。棉花帝国主义秩序中等级分明,西方国家位于顶端,始终掌握最核心的技术和主要利润分成,而下游国家主要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例如1910年,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国工人的10.8%,美国工人的6.1%,而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几乎是新英格兰人的两倍。

20世纪30年代,英国丢失了世界工业的领导地位。在产业转移中,西方国家的棉花工业优势为全球南方国家所取代,棉花经济回归全球南方。

2020年,中国最大的产棉区新疆的棉花年产量达516.1万吨,占全国棉花产量的比重为87.3%,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新疆通过科技兴棉等手段,不断提升棉花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机采率一般达到90%左右。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棉花生产和消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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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帝国》一书中提到了三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即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与三种不同形式的“棉花帝国”相对应。它们有共同的本质特征,即对暴力的使用、对外部领土资源的占有、对不同空间的劳动力队伍的重组、跨国网络的建设以及资本势力与“国家”的结盟。

战争资本主义创造了第一个“棉花帝国”,棉花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棉花帝国”中各个部分的发展,从而建立起第二、第三个“棉花帝国”。如今,棉花产业已不再是全球贸易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各国仍需警惕在全球化分工中的“殖民”陷阱,在与试图实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打交道时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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