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 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已经涌现了大大小小350多个代表不同地域和派别的犹太利益集团。以色列建国后，美国犹太利益集团的主要任务就转变为影响美国政府的中东决策、使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获得强有力的国外支持。几十年来，美国犹太利益集团左右美国的中东政策，频频扭转美国政府在中东战争及中东和谈中的立场。而美国犹太利益集团在影响美国中东政策上并不是毫无约束的，他们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企图有时也会遭到失败，种种制约因素显而易见。
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肯尼斯·沃尔德教授曾说 ：“证据表明，尽管美国犹太人在某些重要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统认为他们所倾向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美国犹太人与政府当局意见相左时，他们几乎未能取得任何成功。”
自近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以来，国家利益成为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最强大的因素，也成为国家对外行动的最基本动因，而具有强烈现实主义传统的美国,更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对外政策和实施对外行为的根本出发点。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和调整对外行为时也把美国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把美国犹太利益集团的利益作为其中东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历史的发展也说明，事实的确如此。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是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其中美国中东政策也基本上服务于这一总体战略。从二战结束到以色列建国这一时期正值杜鲁门执政，他关心的是“柏林墙封锁”和“共产党在意大利胜”,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当地阿拉伯人的冲突升级并未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并且国务院及国家安全机构的许多要员对以色列建国心存疑虑，认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建立将使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产生裂痕，威胁西方石油来源的安全。杜鲁门在决策时主要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不理会犹太利益集团的游说。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对以色列鲜有实质性的援助。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阿拉伯国家视为防范共产主义的堡垒，并策划建立了由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勒斯坦组成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以遏制苏联的扩张。为此，美国将以色列视为其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合作的“负担”甚至“障碍”，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不断向以色列施压，犹太利益集团对此束手无策。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以后，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使美国等西方国家遭受经济损失，中东因而被看作是影响西方能源供应的重要基地以及导致美苏对抗的、潜在的危险地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上升。因此，1976年上台的卡特总统十分重视同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尽管美国犹太利益集团加紧活动，但仍未能阻止美国于 1978 年向沙特出售军火。
其他利益集团
美国自独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多元社会，由于各地区之间差异甚大，加之它是一个多阶级、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因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为保护自身的切身利益，具有相同利益和要求的人需要结成利益集团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美国制定中东政策也必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强大影响，以美国阿拉伯利益集团为主的其他利益集团为了使美国在中东政策上有利于阿拉伯国家，也会去制约美国犹太利益集团影响美国中东政策，它们对于美国犹太利益集团的制约有时也会取得成功，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预警机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81年，里根政府打算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预警机，然而美国犹太利益集团认为这项计划如果获得通过，就会直接威胁以色列国家的安全，因此它们就对美国政府实施强大压力力促这项计划流产。在里根入主白宫后不久，美国犹太利益集团的领袖纷纷打电话给他或访问白宫表示反对这项出售计划。亲以色列的急先锋美以委员会极尽宣传和游说之能事，阻止出售武器给沙特。6月份，美以委员会开始征集议员签名，短短几天之内就得到数百名议员的响应。面对美国犹太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的攻势，代表沙特的院外集团和美国商业集团也毫不示弱。首先，沙特院外集团雇用了一批非常有影响的说客，在美国制造了一种有利于沙特的舆论氛围，这些人当中有“华盛顿圈内的说客”之称的达顿与库克。这二人与前沙特驻华盛顿商务专员达巴格精心策划了在美国分三步走的游说活动 ：第一步是在新闻界发动一场大规模宣传活动。达顿说服《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假如我是一个沙特人”的文章，大谈沙特的亲美政策和美沙之间的亲密关系 ；第二步是“低调处理”美国对沙特的武器销售问题，以突出犹太人院外集团咄咄逼人的架势 ；最后就是广泛接触美国政界要人，试图通过他们的政治影响制造反以声势。通过这些措施，沙特先后得到了前总统福特、卡特和尼克松的支持，福特打电话给共和党议员直截了当地说 ：“难道我们真的打算让那些讨厌的犹太人操作美国的外交政策吗？”与此同时，美国在沙特还存在着许多有广泛利益的商业利益集团 ：如在沙特有巨额投资闻名于世的贝齐特尔建筑公司、预警机的主要承包商波音公司等等。在自身利益的刺激下，1981年9月到10月，40多家公司代表在企业界圆桌会议驻华盛顿办事处频频开会，白宫企业联络局派官员出席每一次会议。除了美国公司自发组织的支持沙特政府的活动外，美国最大的企业集团组织美国商会为沙特商业部长举办了两场招待会，邀请各大知名企业公司参加。美国商会主席还向所有参议员发信，信中说 ：“美国在阿拉伯的公司企业都在讨论改善贸易、外交关系，预警机问题尤为突出，人们要求支持售。”
正是在沙特游说集团和美国商业集团的强大影响下，美国参议院最终以51票对48 票的微弱多数批准了美国对沙特的武器销售。
这一事件充分说明，在阿拉伯利益集团和美国商业集团的斗争抗衡之下，美国犹太利益集团未必总是“赢家通吃”。
国内舆论
20世纪初期，美国犹太人在社交上就受孤立，他们即便居住在非犹太人邻里之中，与其他民族也未发展到亲密的社会关系文化和社会的摩擦也许是真正的障碍，而各种种族或宗教上的谴责只是合理化的借口。
20世纪20年代，三K党执行了严厉的反犹太人政策。1921年、1924年的移民法使犹太移民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美国国内，许多排犹措施在20年代纷纷出台。美国一些著名高等学府对犹太学生数量规定限额 ；医学界也出现对犹太医生规定限额的要求 ；房地产主制定公约 ：“希伯来的后裔免开尊口。”在这样的反犹太人的环境之下，即使在二战中支持犹太人的罗斯福总统，在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和反犹势力的压力下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当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最为猖狂的时候，他没有敦促国会放宽对犹太移民的限制，最使犹太人感到失望的一次行动是1939年移民局拒绝“圣路易”号上的930名犹太旅客在东海岸上岸，要他们乘原船回
欧洲，罗斯福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干预。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反犹主义，这种新的反犹主义产生于对犹太人财富的羡慕、嫉妒和恐惧。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的军政界时常冒出一些令人吃惊的反犹言论。1974年，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乔治·布朗将军在杜克大学法律学院的公开演讲中抨击犹太人对美国的影响太大，犹太人通过院外活动
对美国国会施加过分影响，“他们力量的强大令人难以置信”。时隔两年，这位将军再次公开说以色列是“美国的一个负担”，从而又引起美国舆论的一番骚动。虽然这种局面随着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社会、经济、科技、文化、传媒、教育等领域不断增长的实力而发生改变，但在美国历史上存在着的反犹主义，仍然是美国社会抹不掉的心理基因，也削弱了美国犹太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社会基础，对美国犹太利益集团作用的发挥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美国犹太利益集团的自我制约
以色列和美国对美国犹太人来讲，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任何一方都割舍不掉。以色列的法律使任何犹太人都可随时获得以色列国籍，美国法律也承认美国犹太人的双重国籍。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的600万犹太人同时也是以色列公民，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美国犹太人在获得如此殊荣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特殊地位付出代价，因为毕竟是两个国家，当这两个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被夹在中间，处于尴尬的地位，甚至成为两国争夺利益的牺牲品，20世纪80年代的波拉德间谍案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
除此之外，在是否支持以色列的某些具体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上，美国犹太人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沙龙在以色列决定吞并戈兰高地的同时，提出了一项名为《八十年代以色列的战略问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中扩大安全边界范围的“大以色列”计划，最终导致了美国犹太人内部在以色列对阿拉伯政策问题上发生分歧，并展开了激烈争论。最明显的一次是在1977年11月，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传达了与以方媾和的意愿。美国犹太人围绕萨达特的和平举动，以及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兴建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发生分歧，部分美国犹太人对阿以争端的立场发生转变，批评以色列对阿拉伯政策的调门开始升高。1982年6月，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起初，多数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这一“越轨”行动保持沉默，但后来发生的以色列军队纵容黎巴嫩民兵屠杀黎境内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行径，引起很多美国犹太人的愤慨，他们由此强烈谴责以色列领导人的“愚蠢”、“自大”和“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