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欧菲:关于拉美为啥没搞起来,直到看了如下关于拉美土改的艰辛起步才懂。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在强权夹缝中间于齐楚的节奏大师在世界历史上凤毛麟角。民族独立和经济解放需要付出的远远比革命本身多得多,新政权时刻面临着保守势力的反扑,一个强大有力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很多后起国家的奢望,启示着我们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普遍性规律。

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土改:何塞·阿蒂加斯——一个半世纪的失败

19世纪初,在美洲大地上真正同西班牙政权作斗争的,是扛着梭镖、挥舞着砍刀、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但独立没有给这些人任何补偿,相反,它辜负了这些为之洒了鲜血的人的期望。和平到来的同时,一个充满灾难的年代又开始了。地主和大商人敛财致富,而人民大众却益发贫困。

与此同时,在拉美新主人的阴谋策划下,西班牙帝国的四个总督区四分五裂,众多国家从被粉碎了的民族团结中纷纷涌现。拉美贵族阶级炮制的所谓“国家”,酷似一个热闹的港口,在那里居住着拥有大庄园和矿山作后盾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商业和金融客商。这一大批寄生虫在城市沙龙跳着小步舞曲,接到独立战争的捷报,于是举起英国的玻璃酒杯,频频为自由贸易干杯。欧洲共和时期资产阶级最响亮的口号成了时髦货。我们这些国家愿为英国工业家和法国思想家效劳。但是,由地主、掮客、大商人、大投机倒把者、衣冠楚楚的政客和没有根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阶级,算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呢?拉美很快就诞生了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宪法,但却缺乏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有开拓性的资产阶级,缺乏一个把发展强有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作为其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拉美大陆的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单纯工具,是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带来创伤的这台世界机器上的得力部件。站柜台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商人垄断了政权,没有丝毫兴趣推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当自由贸易为英国商品倾销打开大门时,当地的制造业便在胚胎中夭折了。地主是资产阶级的同伙,他们对解决“土地问题”漠不关心,除非照顾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在整个19世纪,大庄园制靠掠夺得到巩固。土地改革在拉美地区是一面过早树起来的旗帜。

经济落空、社会受挫、民族失望,这就是拉美独立后的一部充满背信弃义的历史。由于出现新的国家,拉美四分五裂,注定它摆脱不了单一种植经济和依附性。1824年,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颁布特鲁希略法(Decreto de Trujillo),以保护秘鲁的印第安人,调整秘鲁土地所有制。但是,这些法律措施丝毫没有触犯秘鲁寡头集团的特权。尽管这位“解放者”有良好的愿望,但寡头特权仍完好无损,印第安人仍像从前一样遭受剥削。在墨西哥,伊达尔文和莫雷洛斯早已失败,他们主张解放卑贱者、收复被夺去的土地的慷慨陈词,在一个世纪以后才结出果实。

在南美洲,何塞·阿蒂加斯(José Artigas)领导了一场土地革命。虽然官方历史如此恶毒地污蔑这位革命首领,歪曲其形象,但在1811年至1820年的英雄年代里,是他领导了生活在今天的乌拉圭以及阿根廷的圣菲(Santa Fe)、科连特(Corrientes)、恩特里奥斯(Entre Ríos)、密西昂奈斯(Misiones)和科尔多瓦等省的人民群众。阿蒂加斯在原拉普拉塔河总督区范围内,打下建立一个“大祖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础。在所有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毁灭性集权主义的联邦派首领中,阿蒂加斯是最主要和最有头脑的。他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作战,最后,他的部队被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均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钳形夹击以及寡头集团击溃。寡头集团忠实于自己的一贯做法,一感到被阿蒂加斯争取社会权益的纲领所触范,就马上背叛了他。

爱国者手握梭镖,追随阿蒂加斯。他们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粗野的高乔人、靠斗争恢复尊严感的印第安人,以及加入独立大军争取自由的奴隶。骑马牧民的革命之火点燃了大草原。但是,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背叛,属于今天乌拉圭的区域在1811年落到西班牙政权和葡萄牙军队的手中,居民大批向北方迁徙。起义的人民成为行军的人民;男女老少抛弃一切追随首领阿蒂加斯,马群和马车组成一支望不见尽头的迁徙大军。阿蒂加斯在乌拉圭河一带安营扎寨;稍后不久,即在北方建立自己的政府。1815年,阿蒂加斯在派桑杜(Paysandú)地区的普里菲卡西翁(Purificación)营地坐镇,控制了大片地区。一名英国游客叙述道:“你们想想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半个新大陆尊贵的保护者先生阁下坐在牛头上,守在他小草屋泥泞土地上点燃的一堆篝火旁,大嚼着铁叉上的烤肉,喝着灌在牛角里的杜松子酒!有十二名衣衫褴褛的军官围着他……”[109]士兵、副官和探子从四面八方不时骑马奔驰而来。阿蒂加斯双手反剪,一边散步,一边口授他的政府的革命法令。那时候没有复写纸,有两名文书在旁记录。拉美第一次土改就是这样问世的,并且在当时的东方省(Provincia Oriental),即今天的乌拉圭实施了一年之久。后来,葡萄牙的再次入侵粉碎了这次土改。寡头集团为莱克尔(Lecor)将军打开蒙得维的亚的大门,把他当作解放者欢迎,并在大教堂的圣台前为这位侵略者举行热情隆重的赞美仪式。此前,阿蒂加斯还颁布了海关法,对同内地制造业和手工业有竞争的国外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当时在阿蒂加斯统治下,属于今天阿根廷的内地某些地区,制造业和手工业曾有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阿蒂加斯还开放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进口,对美洲商品,如巴拉圭的茶叶和烟草,只征收微不足道的税。[110]但是,这场革命的掘墓人也埋葬了这项海关法。

1815年的土地法——自由的土地,自由的人——是乌拉圭人后来所有有关法典中的“最进步、最光荣的一部”。[111]卡洛斯三世改革时期的坎波马内斯(Campomanes)和霍韦利亚诺斯(Jovellanos)的思想,无疑对阿蒂加斯制定的土地法是有影响的。虽然如此,这部法典的诞生,归根到底还是出自国家恢复经济和伸张社会正义的需要而采取的革命措施。该土地法规定,对在革命后移居国外、没有得到革命赦免的“卑劣的欧洲人和更坏的美国人”的土地予以征用和重新分配。还规定凡是敌人的土地都予以没收,不付任何赔偿。当时绝大多数大庄园都是敌人的,这点很重要。这些人的子女不必为父母的罪责付出代价,土改法规定他们将得到同贫穷的爱国者一样多的土地。土地分配的原则是“谁最不幸,谁最受益”。阿蒂加斯认为,印第安人有“最主要的权利”。这次土地改革的本质,就是要把农村的穷苦人同土地拴在一起,使过惯了战争时期的流浪生活以及在和平时期搞走私和其他非法营生的高乔人(gauchos)变成乡民。后来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建立的各届政府都使用武力征服高乔人,强迫他们充当大牧场的雇工。而阿蒂加斯则是要把高乔人变成土地所有者:“参加起义的高乔人开始喜欢体面的劳动,盖起小农舍,筑起畜栏,播下头批种子。”[112]外国干涉结束了这一切。寡头集团重新抬头并进行报复。从此以后,法律概不承认阿蒂加斯分配土地是合法的。从1820年至19世纪末,受益于土改的穷苦同胞被武力赶走,他们将保留的“仅仅是自己墓地上的那点土地”。阿蒂加斯失败后去了巴拉圭,长期过着清贫、寂寞的流亡生活,最后孤独地死去。他发放的土地证变得一文不值。例如,在政府中监视他人行动的贝尔纳多·布斯塔曼特(Bernardo Bustamante)就说过,粗略一看,“这种证件就让人瞧不上”。与此同时,他的政府在“秩序”恢复后,即着手庆祝颁布从“大祖国”分离出来的独立的乌拉圭的第一部宪法。阿蒂加斯曾为建立“大祖国”而战,最终徒劳无获。

1815年的土地法规定了一些专门措施,以防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今天,乌拉圭农村却呈现出一派荒芜景象:五百个家族垄断了全国一半土地,这些家族掌握权力,控制了工业和银行资本的四分之三。[113]各种土改方案堆积在把它们送进坟墓的议会里,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日益减少:接二连三的人口普查令人不安地表明,失业人口一增再增,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人日趋减少。乌拉圭以羊毛和肉类为生,但现在,草原牧场上的绵羊和肉牛却比20世纪初还要少。由于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是畜牧业的效益低,因为畜牧业全靠牛、羊在春季的自然交配,靠季节性雨水和土地的自然肥力;另一方面,农作物生产率也低。在乌拉圭,每头牲畜的产肉量还不及法国或德国的一半。产奶量同新西兰、丹麦和荷兰相比也是这样;每头绵羊比澳大利亚的羊少产羊毛一公斤。小麦每公顷的产量是法国的三分之一;玉米是美国的六分之一。[114]大庄园主把利润都转移到国外,并在埃斯特角避暑;即使冬天,按他们的传统习惯也不住在庄园,只是偶尔坐着小飞机去转一圈。当农村协会在一个世纪前成立时,三分之二的协会成员已经在首都有了住宅。粗放生产是靠大自然和那些饥肠辘辘的雇工,所以它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这样做当然是有利可图的。目前,畜牧资本家的年收入和利润不少于七千五百万美元。[115]生产效益虽低,但非常赚钱,因为成本极低。没有人的土地,没有土地的人:最大的大庄园平均每千公顷只用两个工人,而且还不是全年有活干。大庄园的周围是成片的茅屋,聚集着贫困的、随时可供差遣的劳动力后备军。民间画片上的高乔人不过是诗画的主题,实际上同目前在广阔的、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的雇工之间没有联系。这些雇工脚上穿的不是皮靴,而是条髭麻做的鞋;腰上系的不是用金银点缀的宽腰带,而是普通的带子,有时就单扎一根细麻绳。生产肉的人却没有吃肉的权利,克里奥尔人[116]极少有幸品尝到当地风味的烤肉——一种在炭火上烤得焦黄的多汁鲜嫩的肉。虽然根据国际统计的数字,乌拉圭人均肉消费量不算低,但这是一种假象;实际情况是,乌拉圭农民的基本膳食是一种“泡汤”,即羊下水烩通心粉,没有蛋白质。[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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